时空中的文本与主动受众以《非诚勿扰》节目为例.doc

特定时空里的文本与主动受众：以《非诚勿扰》节目为例 （张大伟，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0433） 内容摘要：本文认为大众文化文本进行的分析，应该从文本本身的结构和受众在特定历史时刻的期待视野两方面去展开，意义产生于文本与受众之间。文本是整体的，受众是主动的，开放性是文本结构的永恒特点。《非诚勿扰》文本结构的开放性体现在：全媒体为受众参与和创造《非诚勿扰》文本的提供了现实的途径、多元爱情观的交融与碰撞、权威话语的被调侃和消解。文本结构的开放性为文本与受众的对话提供了可能。《非诚勿扰》的受众呈现出“原子化的情感共同体”特征，在“家”这样一个情感空间中，《非诚勿扰》提供了一种连接现实爱情与理想爱情的平台，在娱乐中让受众完成对爱情的再认知、再体验和再思考。 关键词： 开放性结构 原子化 情感共同体 时空 《非诚勿扰》节目无疑是一个在大众文化市场获得了巨大成功的文本，其成功不仅表现在高收视率带来的高商业回报上，也表现在它“诱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关于爱情观的社会性讨论。之所以说是“诱发”，是因为在社会急剧变革的转型时代，传统和现代的爱情观、婚恋观在历史的此刻碰撞、交汇，碰撞和交汇的时刻也正是价值重构的时刻，而《非诚勿扰》让碰撞的观点从在隐走向在现，从个体体验走向社会话题，从家庭话题走向媒体话题。跟任何广受关注的大众文本一样，《非诚勿扰》也广受学者的青睐，学者对《非诚勿扰》取得成功的原因分析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种： 1、权力反转论。这种观点认为在男权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男性是选择者，女性是被选择者，男性是爱情的主导者。而《非诚勿扰》的节目形式打破了男性主导的权利模式，由24位女嘉宾来选择男嘉宾，并且可以比较随意地对男嘉宾提出质疑或者“灭灯”。女性成了权力方，成了舞台婚姻的主导者，而权力反转正是社会转型期男女关系发生变化的在隐现实，言下之意是《非诚勿扰》让发生了变化的男女关系从在隐转为在现，因此《非诚勿扰》必然吸引了众多的女性观看。这种观点从受众的能动解读的角度去分析文本的社会意义，但因为对受众的解读是建立在臆测的基础上，文本结构反而成了为了得出受众意义的对应物。对于现实社会中的受众来讲，很难得出权利反转和女性观众喜欢收看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其实类似不存在所谓权利反转的相亲节目，也是以女性观众为主体的。其次，这种观点显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许多男性也喜欢这一节目（看这档节目的男性有意无意之间做了一次权力的让渡？），并且有些是家庭成员一起来看这一档节目的。 2、视觉消费论。这种观点认为24位女嘉宾是被节目组精心挑选出来的（甚至有文章爆料，这些漂亮的女嘉宾参加一次活动可以得到一定出场费），她们被打扮成了时尚与美丽的化身，仍然是一种“被看的”对象。在舞台上是男嘉宾观看的对象，在舞台外成为观众观看的对象，大众媒体的性别依然为“男”。这种分析潜台词是把《非诚勿扰》归为低俗文化的一种（常常被谈起的一个例子就是“拜金女”），其特点在于用感官刺激来吸引人，这也满足了观众在周末放松眼球和身心的需求。一言蔽之，节目组是通过操纵美丽的躯体来达到对受众操控的。这种观点显然有法兰克福学派分析通俗文化的影子，事实上忽略了制作者虽然对意义的产生具有重要作用，但并非是决定性的。“仅仅将通俗文化看作是为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度服务、向广大受愚弄的群众兜售‘错误意识’的工具，从而将其摒弃是远远不够的。”这种观点与其说是分析《非诚勿扰》成功的原因，不如说是对《非诚勿扰》进行意识形态批判更为恰当。 3、主持人风格论。这种观点认为《非诚勿扰》的三位节目主持人（尤其是孟非和乐嘉）是这个节目获得成功的十分重要的因素。这种观点显然割裂了文本的整体性特点，在一档节目中，时间、空间、主持人、嘉宾、音响、灯光、节奏、现场观众等共同构成了一个文本，只有这些元素的组合和排列才能生产“延续的文本”，只分析一个或几个元素，而不从整体性角度分析元素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是很难说清楚某个元素对文本的作用到底体现在何处。 4、剩女现象论。这种观点把这一节目的成功归功于该节目准确地把握了一个社会现象，即现代社会有比例极高的一批剩女（高学历、高收入、高消费），婚姻已经成为她们生命中的苦恼，这不仅是一个个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热点问题，对热点的敏感是节目成功的原因所在。这种观点注意到了节目的成功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但对这种关系的理解则显得过于笼统，因为其忽略了《非诚勿扰》和其他相亲类节目的文本差异（无法回答同样是关注剩女现象，其他相亲类节目为什么没有取得类似的成功？），也客观上否定了受众解读文本方式的多样了，和价值取向、心理状态的多样性。 在我看来，对于任何通俗文化文本的读解，应该避免三种倾向：一是简单的社会反映论，认为节目是反映了某种社会现实（比如说剩女现象），抓住了当下某一部分人的心理，因而获得了成功，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