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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西南联大三校整合成功原因探析 　　摘 要：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打击。在这种严酷事实的考验面前，中国高等教育人并没有退缩，西南联大的成功建立与整合就是他们挑战恶劣环境的例证。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校成功联合，组建了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意义非凡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然而北大是洋务派创办的国立大学，清华是赔款兴办的留美预备学校，南开是不折不扣的私立学校，三校之间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别，它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成功整合并在教育史上留下光辉灿烂的一笔究竟是什么？本文对此进行探讨。 　　关键词： 西南联大 成功整合 原因 四个方面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校被迫南迁，先在湖南长沙联合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南京失陷，武汉告急，开学仅一学期的长沙临时大学再次西迁云南昆明，并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从1938年5月正式上课到1946年5月三校复原北归，西南联大在昆明整整八年。在办学设施异常简陋、师生食不果腹的艰苦条件下，西南联大不仅为国家、社会培养、造就出了像诺贝尔奖获得者、两弹一星研制专家等一代海内外知名学者及大批优秀建国人才，而且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西南联大被中外学者视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① 　　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最为成功的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成功整合的原因历来是教育史和高等教育领域探讨的热点。本文拟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探讨。 　　一、爱国主义奠定思想基础 　　首先，这一点我们从西南联大的校歌中便可窥见一斑。1938年三校迁到昆明之后组成正式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随即由专业委员会制定了校歌。校歌名为《满江红》，是罗庸教授于受联大制定校歌校训委员会的委托而写的，并于1938年10月30日被该委员会开会接受。一曲《满江红》不但阐述了西南联大产生的艰辛历程，而且抒发了联大师生强烈的爱国热情。 　　其次，三校都有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著名的五四运动就是在北大发端的；清华则是“一二?九”爱国运动的首脑机关；南开则因爱国抗日行动引起日军仇视而导致校园遭到轰炸。“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这就是三校师生爱国精神的共同写照。面对日寇入侵，共同的爱国精神传统使三校联合在一起，树立了共同的目标：为了保全中华文化，为了抗战建国培养人才而坚持办学。② 　　最后，绝大多数师生是怀着家国之恨离开沦陷区逃到大西南的。他们既同仇敌忾，又对抗战前途充满希望，因而都有高度的觉悟，教师能自觉地以教书育人为己任，以便为国家培养人材：学生能自觉地刻苦读书，以便学好本领为中兴大业贡献力量。 　　二、校长之间的信任与合作 　　西南联大正式成立后，正确恰当地处理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三者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意义重大。当时的教育部规定联大常委会实行合议制，并由一名常委具体负责，如担心偏向，可轮流担任。然而如果施行常委轮任制，学校政策就有可能朝令夕改，对学校发展不利。 　　但在事实上，三位校长却各尽其责、配合默契。这一方面得益于他们之间坚韧的人事纽带：梅贻琦是张伯苓的学生，蒋梦麟很长时间是南开大学的校长，这在无形中为联合办学提供了便利条件，减少了磨擦，缩短了联办磨合期。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三位校长深受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熏陶。 　　和合文化成了合作的凝固剂。三位校校长中，张伯苓最长，梅贻琦年纪最轻，蒋梦麟属中档。根据教育部电文规定，常委会为合议制度，由常委一人负执行责，如担心一人偏劳，则每隔两月重推轮任。实际上，走马灯似的重推轮任于学校发展不利。蒋、张两校长采取了较为明智的做法，在重大问题上，三人合议，此外，则由梅一人管理。后来，为使梅放开手脚工作，张长期在重庆，尽力为联大的办学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梅的责任则放在处理学校校务上，这种责任，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点：其一，尽力维护三校的团结合作，即使清华方面“吃点亏”也在所不惜。其二，尽自己所能，使联大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让左与右、新与旧的观点，在联大都有表现的机会，让三校的优良校风和传统在联大都能得到发扬。他尽力稳定西南联大的教师队伍，并努力聘请有真才实学的人到联大任教使学术观点百花齐放。其三，为联大在云南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凡是云南省政府、国民政府需要帮助时，他都批示事关国计民生，自当鼎力支持。对于不利于学校发展的电文、训令，则设法变通和抵制。 　　联大最高层领导的通力配合对于学校来说无疑起到了稳定人心、率先示范的作用。正是在联大领导者“内外兼顾”、“分工明确”的领导之下，学校很快度过了艰难的磨合期，教学、科研、行政都步入了正轨。 　　三、合理的领导体制和科学的行政组织系统为合作提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