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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常态下广西经济发展战略的思考(2014-11-06 7:00:2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适应新常态”。新常态以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为主要特征，“新”，即发展条件和环境已经或即将发生诸多重大转变，“常”，即相对稳定，不是短期状态，而是一种趋势性、不可逆的长期阶段。“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在新常态下，广西需要找到新的战略思路，把稳方向、沉稳换挡、平稳爬坡，才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 用新常态内涵审视广西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在国家总体战略引领下，广西一直努力探索“赶超跨越”发展之路，从1985年的“尽快翻身”到1997年的“三大战略、六大突破”，再到2011年的“富民强桂”新跨越，都把争取较快增长速度、尽快做大经济总量放在中心位置，这一理念从来没有动摇过。这既是广西各族人民的迫切要求和共同愿望，也是由区情决定的。 60多年的历程，在“赶超跨越”战略的牵引下，广西的发展取得了许多历史性的辉煌，走完了发达国家曾经用上百年甚至几百年时间才走完的路程。2013年，广西生产总值达到14378亿元，约为1952年的1122倍、1978年的190倍，经济总量的扩张为结构调整和战略转型奠定了基础；工业总产值超2万亿元，工业门类有39个大类、170多个中类、300多个小类，现代工业体系的构建为提质增效和创新驱动奠定了基础；高速公路、铁路、港口、民航、能源、城镇等面貌日新月异，基础设施的完善为经济要素的高效流动和利用奠定了基础；从穷乡僻壤变成了开放的前沿，以东盟为主的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的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开放合作的扩大为在更大范围内使用经济资源奠定了基础；财政收入突破2000亿元，是1958年的350多倍，公共财政用于民生领域的支出达到2400亿元，公共财力的积累为更高质量的民生改善奠定了基础。 但是，在实现较快增长速度、快速壮大经济总量的同时，也逐步产生并累积起资源消耗高、要素投入粗放、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缓慢、结构不协调等诸多矛盾和问题，在新常态下对广西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日益显性化。一是经济增长质量整体不高。突出体现在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低、投资效率低等方面。2000年以来广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均低于全国水平，2013年为13%，与全国（22.7%）的差距由2000年2.9个百分点扩大到9.7个百分点。从2009年起广西的投资效益系数就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目前20%多，已远低于广东（40%）、浙江（30%以上）等东部发达地区。二是产业结构仍然处于较低层次。一产比重仍然偏大，2013年为16.3%，比全国高6.3个百分点，发展相对落后。二产尤其是工业总量偏小，素质不高，2013年二产比重为43.9%，比全国低3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仅占全国的2.72%。第三产业总量不足，新兴服务业落后于传统行业。工业内部结构变化不大，高耗能行业仍然是工业的主要推力，2013年比重仍高达40%左右，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不足。三是经济增长陷入“资源陷阱”。2013年广西高耗能行业能源消费占规模以上能源消费量比重达到94.1%，废水、废气和废物排放仍高于全国大多数省市。四是土地综合利用效率不高。2012年，广西单位建设用地GDP为82.04万元/公顷，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8.70万元；单位建设用地二三产业产值为71.59万元/公顷，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4.96万元。（下转第二版） （上接第一版）五是创新驱动能力不强。1978年以来广西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30%，低于全国5个百分点左右，离集约化增长与粗放型增长的分界线40%差距较大。六是公共服务建设关注不够。把更多的财力用在经济建设上，用于公共服务的财力总量偏小，公共产品和服务供应不足，未能与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步。这些矛盾和问题不妥善解决，在新常态下必将成为广西加快发展的绊脚石。 用新常态思维科学研判广西的增长合理区间 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国经济新常态下，基于仍然是后发展欠发达地区这一基本区情，广西必须牢牢把住发展这一“总钥匙”，但是需要对发展战略进行重新审视和调整。第一，资本推动型经济增长的方式要逐步向劳动和技术主导的增长方式转变。过密的资本构成加剧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相互分离的二元结构现象，丧失本来可以达到的劳动就业和城镇化水平。依靠高积累率维持的经济增长扭曲国民收入的分配，必然致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第二，中央已明确GDP增速不是计划指标，只是预期指标，不是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第三，面对新常态，如果仍然在“速度心结”驱动下踩大油门，换挡不调速，就难免出“事故”，带来一系列副作用，刺激出来的“高速度”也会昙花一现。第四，从速度指标的压力下解放出来，有利于各级各部门保持“平常心”和“进取心”，把经济工作重点从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