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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好文章教学理念 周志强 语文=修辞？ 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中山先生于此 “好文章”与文的教学理念 文类与文章 好文章与大语教学类型 训诫型-政治 启蒙型-理性 美文型-感染 实用型-技能 知识型-文化 文章型-语言 语体分析与修辞感染 感愤体语言与汪曾祺的旧文人情怀 对政治化语言的抵制 骚绪体语言与龚自珍、郁达夫的自伤情结 帝国衰亡中的文白对立 碑铭体语言与陈寅恪的狷狂冲动 知识分子命运的寓言意蕴 戏谑体语言与王小波的批判立场 俗语戏谑背后的破坏美学 金岳霖先生 作者：汪曾祺 现代旧文人汪曾祺 汪曾祺，1920年生，江苏高邮人。1939年到1946年秋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求学于昆明，其间师从沈从文学习写作，40年代开始小说创作。1946年秋到1948年初流寓于上海，1948年春到北京，后随军南下，在武汉短期工作，于1950年回到北京，1951年曾短期到江西省进贤县参加土改，先后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北京市文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当过文艺刊物《说说唱唱》编辑。1958年，被划为右派，到张家口长城外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下放劳动。1962年初调回北京京剧团当编剧，写过著名的现代京剧剧本《沙家浜》等。80年代起恢复小说创作，同时写了不少散文作品。1997年逝世。汪曾祺的散文创作，主要集中在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结集的作品有《晚饭花集》、《蒲桥集》、《汪曾祺文集》等。 汪曾祺的“感愤” 我的散文大都是记叙文。间发议论，也是夹叙夹议。我写不了像伏尔泰、叔本华那样闪烁着智慧的论著，也写不了蒙田那样渊博而优美的谈论人生哲理的长篇散文。我也很少写纯粹的抒情散文。我觉得散文的感情要适当克制。感情过于洋溢，就像老年人写情书一样，自己有点不好意思。我读了一些散文，觉得有点感伤主义。我的散文大概继承了一点明清散文和五四散文的传统。有些篇可以看出张岱和龚定庵的痕迹。（《汪曾祺自选集·序》） “文”的美在于一种浑然的整体 我主张按照生活本身的形式来结构作品。有的人说中国结构的特点是有头有尾，从头说到尾。我觉得不一定，用比较跳动的手法也完全可以。我很欣赏苏辙（大概是苏辙）对白居易的评价。他说白居易“拙于纪事，寸步不离，犹恐失之”。乍听这种说法会很奇怪，白居易是有名的善于写叙事诗的，苏辙却说他“拙于纪事”。其实苏辙的话是很有道理的，因为白居易“寸步不离”，对事儿一步不敢离开，“犹恐失之”，生怕把事儿写丢了，这样的写法必定是费力不讨好的。……说民族形式就是有头有尾，那不一定对。我欣赏中国的一个说法，叫做“文气”，我觉得这是比结构更精微，更内在的一个概念。[1] [1] 汪曾祺：《文学创作随谈》，《汪曾祺全集》第3卷，散文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313页。 两位学者，一种核心记忆 汪曾祺有诸多名篇写西南联大的人和事。金岳霖、沈从文是这些文章里面涉及到的其中两位名人。其他的则主要是写学生和校工。这成了汪曾祺叙事的核心记忆。 在这篇1987年发表于《读书》杂志的文章里面，汪曾祺用闲笔“品藻”的方法，活现了一个执著、认真而又可爱的学者形象。 作为一种象征的“金岳霖” 闲笔：中国文的互文性 在文学文本语言中，如果出现一种语言内部蕴含其他语言的现象，互文性现象；而从汉语形象的角度来看，互文性也可以看作一种极具特色的修辞方式。 汪曾祺常常用闲笔的方式叙事写人，也就是，在一个文本里面镶嵌其他的文本。这构成了一种好玩儿的中国式的互文性现象。 受戒的故事 本来写的是明子，却大书特书三个和尚师父的故事。在汪曾祺的小说里面，这种连环套式的故事讲述方式成为一种有意思的特色。如《异秉》写的是小贩王二渐渐红火发达的生活，但是，作者大量的笔墨源昌店的刨烟师傅、保全堂的管事、刀上、先生、相公以及食客张汉等等。尤其是小孩子陈相公的生活，作者着墨极多，表达了一种深深的同情。《徙》里面则渗透了诗人谈甓渔的一生，徐呆子的死，沈石君的沉浮，高雪的悲凉遭遇，汪厚基的痴情和最终的痴呆等等。《岁寒三友》中可以窥见画家季匋民的风韵。《皮凤三楦房子》里面蕴含了朱雪桥的人生遭际。《八千岁》里面一面写八千岁的人生和性情，一面又在写宋侉子的传奇、虞芝兰的风骚、赵厨子的手艺、八舅太爷的专横霸道。《云致秋行状》中则穿插着贾世荣、马四喜等人的故事。而在《星期天》这篇小说中，汪曾祺甚至一开始就撇开了主人公郝连都，用了一二三四的方式，排列中学里面各个老师、校工，直到写了将近三分之二的时候，郝连都才被第一次提到！ 语言的基调 汪曾祺语言布局 龚自珍：《湘月》 讲解：周志强 南开大学文学院 龚自珍 龚自珍（1792-1841），又名巩祚，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道光九年（1829）进士。做过宗人府主事、礼部主事等地位不高的京官。道光十九年（1839）辞官南归，1841年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