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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 　　摘 要 证明标准是诉讼理论与实践中一个极为困难和复杂的问题，在行政诉讼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根据立法表述，我国行政诉讼确立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证明标准，这一证明标准存在着诸多不合理之处，使得实践中对证明标准的把握存在着随意性。以美国、德国为代表的域外法治国家，一般采取了多元化的证明标准。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构建，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形分别设置优势证据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和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 关键词 行政诉讼 证明标准 多元化 作者简介：李新元，云南财经大学法学院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5.196 一、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形态及反思 （一）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及实践形态 1.立法形态 1989年开始实施的《行政诉讼法》，是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重大突破，构建起了初步的制度框架，首次从基本法律的层面将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在这部《行政诉讼法》中，在第54条和第61条分别从一审裁判和二审裁判的角度，涉及到了证明标准的问题，从正反两个方面体现出我国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就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由于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上的局限性，《行政诉讼法》对证明标准的表述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几乎没有差别，体现出对于客观真实的追求。从我国第一部《行政诉讼法》的文本上看，在这一时期我们对于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认识基本都是放在客观事实方面，都强调案件事实是否清楚，是否有确凿的证据加以证明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以及实践中不断积累的行政诉讼的经验，学界对于行政诉讼的认识逐渐加深，司法理念也在不断地更新，在证明标准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和争鸣，不断地反思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上存在的缺陷。一个比较重大的突破就是“法律真实说”不断地冲击着“客观真实说”，并影响着立法与实践。然而，这些理论和理念上的进步并没有体现在新的立法文本中，2015年开始施行的《行政诉讼法》没有明确地、系统地提及证明标准问题，仍然散见于一审和二审的相关表述中。从文本表述上看，新的《行政诉讼法》关于证明标准的界定与1989年《行政诉讼法》相比，实际上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也未能体现这些年来理论界的最新成果，这也不能说是一个遗憾 2.实践形态 证明标准是一个具有很强的抽象性的概念，在三大诉讼的研究中均属难点，在行政诉讼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有不少司法人员认为，行政诉讼情况各异，个案之间存在的差别极大，证明标准不可能统一，也不能统一，至于案件如何作出认定和裁判，如何认定是否达到了证明标准，则完全有赖于积累下来的经验和具体案件中的证据情况。笔者在对实务部门进行调研时也发现，司法人员在办理行政诉讼案件时对证明标准的把握，在不同的案件中确实会有不同的尺度，有的也会直接将证明标准与刑事诉讼或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直接等同。由于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存在不少共同点，加之很多司法人员又有刑事或民事审判经历，以致有些办案人员会自然而然地适用刑事或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事实上，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极为重要的，对于司法实践工作具有指导作用，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法官滥用裁判权力的可能性。 在实践中，对于行政诉讼应当有一个证明标准的问题争议不大，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确定这个证明标准，并且还要保证制定的证明标准具备规范和指导实践的功能。由于行政诉讼在实践和理论中受到的关注程度远不及另外两大诉讼，以致行政诉讼证明标准问题始终没有独立地成立研究对象，不得不长期蜷缩于另外两大诉讼证明标准的阴影之下，甚至是直接与之等同。从总体上看，虽然实践中对行政诉讼证明标准问题有了更深的认识，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理念，但在实践中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或者被遗忘在书堆里，或者完全成了民刑诉讼证明标准的附庸。对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认识不深，导致不同的角色看待这个问题就有不同的理解，也使得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在实践把握上存在着随意性，最终又影响着行政诉讼的质量 （二）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反思 1.学界对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研究处于严重滞后的状态，其研究程度远不及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由于行政诉讼发展历程短，无论是经验积累还是理论储备，都不能与已经相当成熟的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相比，理论成果亦是屈指可数。由于理论储备的不足，很多关于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认识都是直接照搬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研究成果，忽视了行政诉讼自身的特征，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2.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呈现出对客观真实过度的执着。“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证明标准，实际上与刑事诉讼中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体现着对客观真实的追求。追求客观真实，符合我国的司法文化传统和民众心理，但是，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