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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常规与融进时代 　　摘 要： 为了增强古典文献学这样说明性强的课程的教学效果，作者以为应该积极减弱其单调的说明介绍，采用叙事的授课方式，以贴近学生生活的角度切入授课进程。为了提高授课效益，甚至可以添加授课情节。同时合理、高效地利用现有的教学辅助手段彰显教学重点，摆脱一般性的琐碎的知识点，并佐以讨论辨析，寓教于乐。最后将古典文献学与当前的古籍收藏市场相关联，展现古典文献在当代的价值与影响，从功利的角度刺激学生对古典文献学的关注力度。 　　关键词： 《古典文献学》 叙事式教学模式 教学辅助手段 功利角度 　　 　　因为古典文献是中国古典文学的载体与基础，不了解古典文献就谈不上宣传国学与传统文化，所以是高校中文专业必定开设的选修课或必修课。但这门课程的说明特性太强，在教学中通常以说明的方式介绍文献学的一些基本常识，所以实际授课常常不免限于枯燥、单调，以致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兴趣不是很高，甚至连不少中文专业的学生都对《古典文献学》产生了误解，认为这门课程太冷僻了，与他们现实生活没有太大的联系。我在普通高校承担了多年的《古典文献学》授课任务，数年教学积累与多方思索，认为要提高本课程的授课效益，引发学生对《古典文献学》的兴趣，必须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 　　 　　《古典文献学》的教学任务是向学生介绍《古典文献学》的特质、发展历程，以及目录、版本、校勘等基本知识。不少传统中文专业强势的学校都有自己编写的教材，在梳理这些教材的过程中，我发现几乎所有的教材都能忠实地围绕文献学这个中心，采用说明的方式全方位地介绍文献学发展历史，以及基本的方法、技能，直接明了，一如商品说明书，简洁高效，但同时也给人以琐碎、平淡之感，容易使学生先入为主地认为这门课程比较单调而降低了对本门课程的兴趣，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当下许多《古典文献学》教材影响了本门课程的授课效果。在实际授课中，很多老师也会补充自己的见解和看法，但总体的授课框架和方法都没有摆脱围绕教材进行介绍说明的窠臼，所以授课效果也就很难达到预期目标。想让这门课程广为学生接受，提升这门课程的授课效益就必须改变以往说明性的授课方式，转而采用叙事式的教学模式，以多种手段丰富叙事过程，从而提高学生的听课兴趣，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传道授业”的教学目标。 　　其实授课是一门叙事的艺术。叙得好，学生就会兴趣大增，从而认同这门课程，甚至产生浓厚的兴趣。文学性的课程如《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本身就是教授叙事性的内容，稍加引导就能使学生自主进入叙事进程，从而不露痕迹地达到“如坐春风”般的授课效果。而课程性质趋向说明性的《古典文献学》显然不行，所以我们要刻意营造叙事效果，亦如好莱坞大片的叙事模式，以不一样的打破常规的方式来淡化本课程说明性的特质。 　　其一，将常识介绍与背景介绍结合起来，选择新颖特别的案例来减低说明性的课程内容，营造教学情境，吸引学生关注。如在介绍古籍辨伪时，通常的例证都举东晋梅赜“伪古文尚书案”。这个案例涉及深奥的经学，学生对之兴趣缺乏；就“伪古文尚书案”本身而言：时代过于久远，现存文献载记不详，授课时无法详加阐述引申，授课效果当然不是很好。为了引发学生的兴趣，我在授课中添加了“熊大木泥马渡江”案例。向学生介绍明万历年间刻书商人熊大木在刊刻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第6回“宋康王泥马渡江”中第一次煞有其事地夹批南宋高宗赵构的“泥马渡江”传说，把神话当历史写进讲史里头，导致有明一代所有讲史演义和时事演义彻底偏离了真实的历史成为真正的讲史小说，在商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为当时编刻书者所校从，形成所谓“熊大木现象”。这样，从通俗的讲史小说入手，又是成功的商业个案，很贴近如今生活在浓厚商业氛围中学生的思维方式，于是古人为利益名望而作伪的常识也就通俗易懂地为学生所理解，进而了解到历史中文献的作伪在某种程度上也会促进文学的发展，有其特定的文化历史价值。 　　其二，授课时尽量贴近学生的生活，让学生感到这门课程与自己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而引发学生的兴趣。如在介绍避讳问题时，我随口问了学生一句：“在座有没有姓邱同学？”当得到肯定答复时，又问：“是丘处机的丘还是邱少云的邱？”随后告诉学生：在古代，邱即是丘，二者同源，为了避孔丘讳，于是丘姓改为邱。具体时间在清雍正三年，上谕云：“孔子讳理应回避……嗣后除四书五经外，凡遇此字，并加‘阝’为‘邱’。”［１］从此，无论官方民间，凡行文中遇到丘字，必须改为邱，或改为缺笔的“”或变形的“?H”。刊印书籍当然也是照此办理。 　　知识点是死的，而人是活的，通过刻意创造教学情节，采用贴近学生生活的叙事式授课方法能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文献学的相关知识，授课效果远比说明性介绍好得多。当然对授课老师来说，付出的准备工作十分巨大。但不可否认，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