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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大宅门的收藏家 　　清未民国年间，是我国收藏史上的第四次收藏热时期，一些雅好收藏的世家子弟，或凭借宏富的财力，或依靠精准的眼力，在收藏事业上取得了不菲的成就，而在他们生前或身后，将藏品慨然捐赠国家，体现了老一代收藏家的风范，朱文均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员。 　　朱文钧（1882-1937），字幼平，号翼?Q，浙江萧山人。朱家世系可追溯至宋代大儒朱熹，朱文钧曾祖父朱凤标，是清道光年间进士，历任工、刑、户、兵、吏五部尚书，时称“萧山相国”。朱文钧幼年从师读经史诗文，曾入同文馆学俄语、英文。1902年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曾任民国财政部参事、盐务运销厅长等职。后脱离政界，1929年受故宫博物院聘请为专门委员，鉴定书画碑帖。朱文钧兴趣广泛，但最可令人赞叹的藏品却是古籍、书画碑帖，宫廷家具。朱文钧曾在北京东城西堂子胡同、帽儿胡同居住，而帽儿胡同的院子共有房屋百十来间，五进院落，并有一个大花园，朱文钧堪称是从大宅门走出来的人。 　　 　　六唐人斋藏书 　　 　　朱家的藏书史，可以追溯到其曾祖父朱凤标。朱凤标（1799―1873），字桐轩，号建霞，浙江萧山城东朱家坛村人。清道光八年(1828)乡试中举，十二年殿试一甲第二名进士，授编修。曾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任户部、刑部、兵部、工部、吏部五部尚书，人称“萧山相国”。朱凤标的藏书，庋藏在皇上赏赐的海淀澄怀园中的近光楼上，可惜这座藏书楼毁于1860年英法联军的焚烧，只是旧城江米巷的介祉堂，还藏有大部头的《图书集成》等书籍，然而这些幸存的书籍，又毁于1900年的八国联军之手。 　　朱文钧自牛津学成归国之后，旁罗博搜，30多岁时，藏书已达万卷以上。1932年，北京图书馆办展览会时展出了朱文钧先生所藏的善本古籍35种，都是宋元的精刻本，其中有宋刻宋印《啸堂集古录》、《音注韩文公集》；元刻本《渊颖吴先生文集》；黄丕烈、钱大昕跋弘治刻本《嵇古录》等，都是稀世珍本。《李长吉文集》四卷、《张文昌文集》四卷、《许用晦文集》二卷、《孙可之文集》十卷、《司空表圣文集》十卷、《郑守愚文集》三卷，被藏书家们誉为集部书之冠。特别是宋蜀本《六唐人集》更为罕见。朱文钧于是将自己的藏书处命名为六唐人斋。 　　朱文钧藏书的特点是名校古抄。当年商务印书馆以诸家善本书底本编印《四部丛刊》时，有多种善本书如《古器款识》、《岑嘉州集》等都是向他借印的。而从收藏家袁珏赠送他的50大寿寿联中，也可见他藏书被人推崇的情景，这幅对联，上联是：“万卷琳琅昨者汲古阁”，下联是：“一船书画今之英光堂”，直接把他比做大收藏家米芾和毛晋。 　　 　　欧斋藏碑 　　 　　朱文钧所藏绘画艺术品，在《介祉堂藏书画器物目录》中有详细介绍，其中有北宋名家李成的《归牧图》、许道宁《山水》、南宋画院四大家之一夏圭的《山水》及宋人画《邃堂幽静》。而明代四大家之一的沈周作品，就有《瓜榴图轴》、《溪居落叶图轴》、《远山疏树图轴》、《吴江图卷》、《诗画册》等名作。而书法钜迹中，以北宋蔡襄《自书诗卷》的收藏经过最为有趣。《自书诗卷》是被太监从宫中盗窃出来，送到了故宫神武门外“品古斋”， “品古斋”郑掌柜将诗卷送到了朱文钧家。朱文钧看到《自书诗卷》后，马上以5000银元买下。 　　1932年，诗卷被朱家一仆人窃去，拿到一个与朱家没有交往的古玩铺“赏奇斋”求售。掌柜的一看就知道是从朱家偷出来的东西，表示只肯以600元买下，否则就报告公安局，这个内贼只好答应。“赏奇斋”掌柜把上述情况告诉了“德宝斋”掌柜和“文禄堂”掌柜，并请他们通知朱家。二位掌柜与朱先生商议，认为最佳办法是不要追究仆人，而是尽快出钱从“赏奇斋”把此帖赎回来，朱先生一一照办，他先偿还了“赏奇斋”600元垫款，又赠掌柜的1000元作为酬劳，这件珍宝才算失而复得。朱文钧去世后，因家中急用钱，以三万五千元让给了张伯驹。 　　其实，朱文钧在碑帖收藏方面成就最为显著。在汉碑中，北宋本《鲁峻碑》最为珍贵，明清两代的金石家都没有著录过。还有《曹全碑》和《张迁碑》这两种汉碑，虽然是明代出土的，却是极为罕见的精旧拓本。在唐碑中，有北宋拓本《九成宫醴泉铭碑》、北宋拓本“务”字不损本《皇甫诞碑》、宋拓本《麻姑仙坛记》、宋拓本《多宝塔碑》、唐拓本《集王金刚经》等，都是古碑中的瑰宝。有的是经过前人品题、流传有序的本子，也有的是明清两代金石家尚无著录、册后也没有题识审定文字的，这就全凭自己的实力来鉴定了。北宋拓本《九成宫碑》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虽然是从清宫里散出的，但一无皇帝御玺，二无名人题跋，连琉璃厂的碑版业行家都不敢肯定，但朱文钧先生一见之下，用他的话说是“洞心骇目，几疑梦寐”，于是花重金购入。北宋本《集王圣教序》原为清代王弘撰收藏，民国初年山西古玩商人携至北平求售，琉璃厂碑帖行家见到此本“锋棱俱在”，怀疑是翻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