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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的家乡看办社 作者：孙瑞生 《炎黄春秋》2004年第4期 一、农民是这样 “自愿”入社的 1954年的上半年，我在河北省唐县中学读初三。在课堂上政治课里讲到了农业合作 化的优越性，诸如便于推广应用新技术、便于使用农业机械、可以进行较大规模的 农田基本建设等等。我听着课，觉得很在理。同时，脑子里想起了我们村里的一个 不足十户的小合作社。因为这个社的社员中，有我一个同学的家庭，所以我对它的 情况，有较多的了解。这个社的成员，都是当时农村中比较贫困的农户。他们都没 有牲口没有车，地里没有水井，当然也就谈不上井上的水车了。他们组成合作社后 ，耕地播种都是几个人合着拉犁拉耧；浇地，则是向有井有水车的地邻借用，趁着 人家不用的时候使用（通常都是午休或夜晚的时间）。水车也是几个人合着拉。因 为他们确实是按自愿原则组织起来的，所以社员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可说是齐心 协力。自1952年建社，经1953年到1954年，社员的生产生活状况都有了明显的改善 和提高。当时我只有十五六岁，在课堂上听了那一番道理，才知道原来这几户贫困 农民竟是代表了一种新型的、先进的生产方式。我对这几户农民，不知不觉中产生 了一种敬佩之情。并且对于父亲迟迟不想入社而感到遗憾。我决心在回家的时候力 劝父亲尽早入社。我觉得如果父亲再不入社，我这个中学生很没面子。 于是，一次探家时，我便把从课堂上 “趸”来的那些有关农业合作化的知识向父亲 兜售。没想到，老师用了一节课的时间，便轻而易举地把 “优越性”卖给了我这个 中学生，而我磨破了嘴皮子，也没把“趸”来的货卖给父亲。他的理由很简单：我 家有牲口有车，地里有水井，井上有水车。而那些社员则是要啥没啥。因此，我家 入社，肯定是干吃亏。他这么三言两语，便把我弄得张口结舌，呱呱背熟的那几条 “优越性”一下子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以后的几次探家，每一次我都试图再劝父亲。起初，他还驳我两句，到后来就干脆 不理我了。我一怨父亲太顽固，二怨自己没本事说服他。 暑假到了。当时初中升学考试，实行地区统考。我和班上几个功课好的同学对本地 可以报考的那些学校都不满意，就结伴到北京考学。因为我们报考的那个学校考期 很晚，所以在北京呆了二十多天才考完回家。 回到家，父亲告诉我，他入社了。我问他是怎么一下子想开的。他说：“哪是什么 想开了，是不入不行啊！” 原来在我赴京赶考的这段时间，县里下来了几个干部，那天是晚上，他们召集村民 开会。会上他们讲了一番农业合作化的大道理，就让人们报名入社。但只有十几户 报名。散会之前干部讲话： “农业合作化是农民致富的康庄大道，因此县委派我们 下来，给大家讲道理。县委要求我们，这次下来，务必把大家引上这条康庄大道。 县委还要求我们，一定要坚持自愿的原则，今天入社自愿，以后退社自由。绝不允 许我们强迫大家入社。今天大多数人都没有报名，看来是我们没有讲清楚。我们有 耐心，也有信心，一定要把道理给大家讲清楚。让大家高高兴兴地加入合作社。明 天晚上，凡是今天已报名的，可以不来了；而没有报名的，务必还要再来。” 第二天开会，再讲一遍 “道理”，又让大家报名。到散会前又有十几户报名。 散会前，干部讲话的内容，与昨天的一样：已报名的，明天可不来了，没报名的， 务必再来。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起初县干部还讲几句，到后来，干脆就什么也不讲， 只等着人们报名了。大家你瞪着我，我看着你，熬呀熬呀，熬不住了，报上名，就 算解脱了。 父亲终于也熬不住了，只好把心一横，作为最后一拨中的一个，报上了自己的名字 。 我听了父亲的叙述，并没有因为他终于入了社而高兴，倒是为县里干部们这软中带 硬的工作方法而感到迷惘：这样搞起来的合作社能给农民带来好处吗？ 暑假后我到北京上学。在学校我经常一阵阵想起父亲，想起家乡那些合作社。父亲 能做一个好社员吗？合作社能办好吗？ 放寒假时，坐在回家的火车上，这个问题一直在我脑子里萦绕盘旋。 回到家，父亲告诉我，那个社根本就没有办起来。一个多月后，县干部走了，社也 不声不响地散了。 二、退社风潮是怎样制止的 转眼我已在北京读书一年多了。1955年冬，从报纸上广播里看到、听到，全国除了 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之外，绝大多数农民都入了社，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了农业合 作化。这时的合作社不是1952、1953年的那种几户、十几户组成的小社，而是几十 户、几百户的大社，叫高级社。 我的家乡自然也不例外。 至于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