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原：社会转型与社会学干预方法.docVIP

沈原=社会转型与社会学干预方法 社会学家茶座 2006年第1期?　　《论语》有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语虽出自圣人之口，但即坊间工匠亦人人俱知，人人践而行之。譬如某木匠，要施展“刮拉砍凿”的手艺，做一件家具，那就需要备好诸如刨锯斧錛之类的家伙，否则手艺便无从施展，家具自然也造不起来。于此而论，“利其器”者，其首要的意义在于要备好工具，选对家伙，定下方法。倘若用錛子去锯木头，或者用刨子去凿榫眼，那必定是不得要领，无法操作。此种理论无疑具有普遍的意义。做木匠活之类的“体力活”是如此，做学问之类的“脑力活”似乎也不能例外。一门社会科学学科，譬如社会学，要想研究一个特定的社会，要想去捕捉和把握纷纭复杂、变幻无常的现实社会生活，备好理论和概念工具，实在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先行准备步骤。特别是当我们面对一个处于大变动之中的社会时，要准备何种有针对性的理论和概念工具，更是显得格外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早已为人熟知。在短短的20多年内，中国社会就从一个科尔内笔下的“短缺经济”体制走向了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丰裕社会”,综合国力大为增强，而且还造就了大部分社会成员相对富裕的生活状况。所以将此种经济增长称为“经济奇迹”并不过分。但导致这个“经济奇迹”的“体制奇迹”，迄今为止却未必为人所深切体察：30年来，我们的政治体制保持了高度的延续性，几乎没有多大的改变。由此造就了这样一个奇特境遇：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与迅猛发展的市场经济并存共生、互为促进。两者的这种密切结合，在人类历史上似乎还从未出现过。由此出发，奠基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之上的整个社会学的理论逻辑，其实都受到了某种动摇，都在经受某种挑战。?　　“经济奇迹”与“体制奇迹”的并存共生构成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使得中国社会呈现出不同于东欧、中欧和俄国等其它转型社会的某些独具特征。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体制奇迹”却带来了一连串出乎意料的社会后果：人们原本以为市场经济会自然而然地带来的那些社会范畴，例如公民社会或自组织的社会生活等，竟然连一个都没有实现，现在看来也不会自动地实现。相反，它们全都变成了悬而未决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当查克里巴蒂断言：市场经济可以和甚至最为传统的社会安排共生时，他其实不仅道出了100年前加尔各答黄麻业工人的状况，也多少道出了100年后中国的现状。因此，中国的转型社会虽然身处现当代的时空条件下，但生发出来的竟然是最古典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塞兰尼（I. Szelanyi）将面对转型社会的社会学称为“新古典的社会学”，自有他的一番道理。?　　当中国的社会学不得不面对由自己社会的制度转型而生产的“古典问题”的时候，它应当使用什么样的理论和方法，当然就成为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了。不用说，中国社会学在其恢复重建之初，得到了美国社会学界的巨大帮助，从那里学来了许多手艺，既包括理论，也包括方法。这些手艺使得从社会学以外的行当转进来、没有接受过社会学的科班训练的最初一代的从业人员，能够尝试着开展各种社会调查和社会研究。在学科重建之初，这种学习固然必不可少，就是到了今天，这种学习也还远远没有完结。没有完结的原因不仅在于美国老师那边还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各式各样的新手艺，需要学习，所谓“学无止境”说的就是这番道理；而且还在于我们自己学艺不精。就是美国老师已经传授的那些手艺，我们也还没有牢记在胸，驾轻就熟地加以演练运用。比如，问卷调查的手艺，我们就还差得老远。所以，我们肯定还要接着学习，毫不放松。?　　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按照菲金和韦拉（J. Feagin H. Vera）的说法，美国社会学的那一套基于“工具实证主义”原则而发展起来的定量研究技术，源起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成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而在那个时期，美国社会的社会框架也大体上趋于稳定。菲金和韦拉分析了“工具实证主义”产生的若干原因：先是罗伯特?帕克，而后是拉扎斯费尔德等对社会学提出了“科学化”和“规范化”的要求、美国政府在二战前后出于研究的需要而为社会学设置了大量的职位，还有各种公立和私人基金会对以科学方法研究社会问题的财政支持。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恐怕应当说是美国社会的社会框架趋于大体稳定，社会上很少再出现大规模的冲突和运动，现有的社会安排逐步地凝固下来，完成了定型化的过程。稳定的社会框架为开展精致、细密的定量调查提供了基本的条件。换句话说，“工具实证主义”得以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时的美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具备了客观的条件，允许对它进行非常“科学化”、“定量化”的测量和研究了。?　　若从这个角度出发来看问题，我们对当今急剧变迁之中的中国社会结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进行立足于 “工具实证主义”基础之上的细密科学测量，特别是基于“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