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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营销业务员的一封信 理论上来说，保险交易是最需要诚信的，因为，信任的需求来源于承诺与兑现承诺的时间差，兑现落后于承诺的时间越长，该类交易就越需要信任的支持，而长期寿险业务大概是各类交易中承诺与兑现间时间差最长的交易，所以也是最需要信任的交易。 　　但现实中，有相当数量的人不相信保险、不信任保险公司，批评言辞如：“保险是骗人的”，“卖保险的是骗子、买保险的是傻子”，“保险是好东西，但保险公司不是好东西”等。我周围的不信任者就包括学生、同事、家人甚至上级，给我带来不少的尴尬。这学期刚开学，保险专业的学生就向我抱怨说，教他们会计的老师知道他们是保险专业时，公开了自己对保险的蔑视(会计学老师为什么会这样，我后面有分析). 　　信任可以简化交易，降低交易成本。在保险交易中，广泛的不信任带来了巨大的交易成本，销售人员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与客户沟通，很多客户甚至拒绝与保险销售人员进行任何沟通，大大增加了保险销售的难度和销售成本，也给保险销售人员带来巨大的心理负担。我博客的一位读者留言说：“如何拜访让客户不讨厌，我从事保险业10年还有恐惧感！”销售本身就要克服心理恐惧，保险销售需要克服更大的恐惧。 　　为什么人们不信任保险和保险公司？我从普遍原因(任何领域都存在)和特定原因(保险领域的特定问题)进行分析。 　　1、普遍原因 　　普遍原因是指任何领域都存在的不诚信的共同原因。大家知道，今天的中国造假盛行，不讲诚信的行业和企业太多了：饭店有地沟油，奶粉中有三聚氰胺，茶油添加剂安全度有造假，狂犬疫苗有造假，航空公司飞行员的飞行资历也有造假，房地产公司卖的房子夸大建筑面积(大连一退休局长按照国家相关规范通过专业测量发现自己家的两套商品房的建筑面积均少了大约10平米，之后为3000多户家庭免费测量，发现开发商所称的建筑面积均有不同程度的夸大)，唐骏更是公然宣扬“能骗到所有人就是成功”。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坏呢？为什么中国人似乎已经没有了道德底线呢？ 　　几年前曾经与一位台湾人讨论过类似的问题，这位台湾老兄说：“台湾的情况要好很多，我认为是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大陆人们之间的信任机制，摧毁了人们的价值观。”当时没有太多的体会，后来阅读了很多分析信任的论著(最好的是郑也夫教授写的《信任论》)，发现上述分析有道理。 　　事实上，信任的历史建立过程是：首先在熟人之间，即有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同居一地，相互熟悉)的人之间建立，熟悉产生信任；然后，随着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推进，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人们走向了陌生人社会，陌生带来的恐惧感使得人们成立了大量的同乡会、公会、会所、行会等组织，人们借助这些组织内部的信任关系带来的稳定感在城市中闯荡。分工和专业化使人们之间交易盛行，随着市场交易的增加，那些重复性的交易能够促使交易双方讲诚信，因为不讲诚信，对方就不与他交易了。那些“一锤子买卖”的交易双方很容易失信，这时，行会或者政府会出面干预和惩罚。陌生人之间的信任也逐渐建立起来了。简言之，人们之间的信任，要么来自血缘、地缘，要么出于坛坛众生之间自愿的结合与互惠交易，当然还有政府对欺诈的惩罚。 　　新中国建立后，开始实行计划经济。首先，计划经济杜绝了互惠交易，没有了交易，信任也就失去了自己的土壤。其次，人们开始依附于一个个国营单位，在老早的国营企业呆过的人知道，貌似终身雇佣制，貌似生老病死、住房等问题都由企业负责了。但实质上，从上到下，没人热爱自己的单位，没人捍卫单位的利益，单位领导并不谋求把“蛋糕”做大，从而为成员提供更好的福利待遇，越来越多的国营单位成员只能紧紧盯住本单位内部的那张永远做不大的“小饼”，看自己如何能够多分点，既然是小饼，一是肯定分不到多少，二是你有我就没有。所以，国营单位内部进行着剧烈的斗争，斗来斗去，还是没得到多少利益，想走，终身雇佣吗，谁也不许走，只有继续内斗。在对少量同一资源的强烈争夺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逐渐丧失了。人们对计划经济时期的国营企业充满怨恨但又毫无办法。(现在的央企大为改观了，不但有巨额利润，还有令人艳羡的员工高收入，但这不是来源于市场竞争力和经营效率的提高，而是来源于土地的免费使用资金的免费或低息使用，以及不许他人插手的行政垄断，另外，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巨大发展为央企榨取巨额利润提供了现实保障。) 　　计划经济和国营单位制度消灭了坛坛众生之间自愿的结合与互惠交易，加上不断地内斗，陌生人之间的信任被扫地出门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鼓励采用揭发和批判方式开展思想斗争，揭发的自然都是熟人的问题，所以，熟人之间，包括师生之间、亲人之间的斗争开始了，子女与父母要在政治上划清界限，历来最紧密的家庭分裂了，大规模的“杀熟”运动导致熟人之间的信任也开始土崩瓦解，也就是说，人类最基本最原始的熟人之间的的信任也瓦解了。中国人干坏事的心理障碍(或称道德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