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庾肩吾庾信父子的感谢函.doc

“人情玄又玄”——评庾肩吾、庾信父子的感谢函 在篡乱相替的南北朝时期，尽管士族仍然发达，文学仍然被推崇，但并不是所有士人都能像王、谢那样强势。新野庾氏就是这样一个式微的文士家族。庾信在《伤王司徒褒》中说到“世途旦复旦，人情玄又玄”，这是一个单薄的文人经历多年世途艰险与人情冷暖后发自内心的感慨。作为侍从文人，庾信与其父庾肩吾仕宦梁朝，以诗文取悦主上，虽然备受宠信，名噪一时，但看那些秾丽的宫体诗词，浮艳的应制歌辞，很难相信都是他们的肺腑之言。《梁书》中记载“子慎八岁能赋诗”，《周书》中对庾信的记载则说“信幼而俊迈，聪敏绝伦，博览群书，尤善春秋左氏传”。不难想见，这样的人物怎会仅仅满足于“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的文学游戏。尤其从庾信熟读春秋可见，其父必是以儒家经典教导，这父子二人应该都是儒家学说的信从者。那么，严肃的儒家思想又能允许他们长期为那些奢靡的贵族写轻艳的宫体诗吗。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与地位上，又有哪些事能由得自己呢？翻阅《骈文类纂》，无意看到庾氏父子写的多篇感谢信，数量之多让人侧目。初看各篇题目，让人忍俊不禁，其中有《庾子慎谢东宫赐宅启》《庾子山谢滕王集序启》这样的正常篇目，更多的是《庾子慎谢东宫赉内人春衣启》《庾子山谢赵王赉干鱼启》这样难免黑色幽默的信文。初看难免令人哂笑，细品来却另有一份辛酸。这些简短的信函中，折射出的是寄人篱下的儒弱文人的辛酸、矛盾与无奈。 ?首先从体裁说起，感谢信进行的是一种单向交流，是一种非常模式化和公开化的文体。但我认为感谢信在潜意识层面上却也可以反映人内心诉求。美国的心理学家库利提出过“镜中自我”理论，就是说，你希望你在他人的眼中是什么样的，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人是镜面，与他人的交流就像我们照镜子，我们希望在镜子中出现一个什么样的自我形象，那么我们就会努力做出一种形象。庾氏父子常常写感谢信，这是他们希望与他人交流的一种方式。而在这种方式与其承载的内容中，我们就可以读出，他们希望自己在别人心目中是什么形象，他们在努力成为一种什么人。虽然只是一些非常简短的感谢函，却使用了繁复的骈体来完成。虽然广泛的使用骈文是齐梁作家的普遍做法，书启铭诔都不例外，但是用骈文写了如此丰富的感谢信，我认为还是很少见的。《骈文类纂》编录的书启类文章中，有不少用骈文写的谢函，但一般每人只录有一篇，多者也不过两三篇。然而收录有庾肩吾的答谢书信五篇，庾信十篇，数量十分可观。我从中看到的是庾氏父子其实十分拘谨而且追求完美性格。拘谨所以无论多点大的恩惠也要写信致谢，不希望自己在对方眼中显得无礼，于是有了那么多封《……谢……启》。追求完美，所以哪怕最短的一篇仅38字的《庾子慎谢东宫赉内人春衣启》用的依然是工整的四六体，希望自己在他人的眼中永远是一个文采斐然的才子形象。感谢信本是一种单调的和收敛的文体，但在庾肩吾、庾信笔下却成为了一种外向的自我表达，成为了像诗词歌赋这样用以展示自己的媒介。这仿佛是庾氏父子的一种下意识行为，并且这种做法在父子两代间具有某种一贯性，那么势必反映了两人在某种程度上一致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我认为这种价值观含有很多儒家“礼”“义”思想的成分，受赠而还谢是为“礼”，由礼而感情是为“义”，在这么多感谢信背后潜藏的是庾氏父子内心受到的儒家伦理的约束。而他们的行为方式，是与这种价值观相符的。这些感谢信从数量上看是“多”，表现了与礼相符的严谨；从形式上说用了华丽的骈文，则体现了一种动情用心的“义”。因此，话语不仅仅在字里行间，形式也是书写者诉求的一种体现。 体裁只是载体，更进一步就要看内容。写感谢信，第一目的当然是对他人表示感谢，但这种写在信上的感谢是真诚的吗？如果并非真诚感谢，那么又是出于一种什么动机呢？产生这样的疑问就产生于这些信的内容。第一眼看到的是标题，虽然接受的馈赠是多种多样的，从贵重的宅邸（《庾子慎谢东宫赐宅启》）到最微小的米（《庾子慎谢东宫赉米启》），既有物质的馈赠如古董（《庾子慎谢东宫赉古迹启》）也有精神性质的诗歌（《庾子山谢赵王示新诗启》），但馈赠来源的方向或者说表达感谢的对象是一致的，是“东宫”、是“武陵王”、是“赵王”、是“滕王”，都是贵族王侯，说俗了就是上级。我们不能偏颇的就此认定庾氏父子是阿谀奉承的人，因为不可以因为被保留下来的感谢信就判断庾氏父子不给别人写感谢信，不对其他帮助他们的人心存感激。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的一个事实是，这些保留下来的用华丽的骈文写成的感谢信的对象都是一些王公贵族，甚或说就是庾氏父子的保护者。那么至少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判断，就是庾氏父子对于这些贵人是更为重视的。因此甚至连收到干鱼或者米这样的微不足道之物都要写一封洋洋洒洒的四六体骈文以示谢意。然而我认为这种行为并不是单纯意义的阿谀奉承，而是与庾氏父子的身份地位——侍从文人有着密不可分联系的。 侍从文人集团是由文人群体围绕着某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