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天书秘密文字 (2).docxVIP

道教天书 神秘文字 田至鹤 一、道教特有的神秘文字 东汉顺帝时(126年一144年)，沛国(在今江苏境)人张陵在四川鹤鸣山创立五斗米道，造作种种道书，逐渐发展成为后来的道教。为了使道书神秘化，同时也使传道活动具有隐蔽性，因而道教文献中常常采用一些特殊文字，使外人无法看懂。那些文字，有些就是巴蜀文字的遗存，被道教人士接受过来。 《华阳国志·南中志》提到一种“夷经”，记载有西南民族的熟语，任乃强先生作注时谈起:晋代“有一批方士，保存了‘旛信书’和缮写符篆印篆时用的符号，在西南区秘密传写。” ①由于道教文化的特色是兼收并蓄，因此濒于失传的巴蜀文字，在汉晋六朝时期，终于在秘文、符篆、道印中保存了下来。 　　宋张君房所辑《云岌七签》卷七，有一段专述道教文字“八显”，也就是八种字体:“一曰天书，‘八会’是也。二曰神书，云篆是也。三曰地书，龙凤之象也。四曰内书，龟龙鱼鸟所吐者也。五曰外书，鳞甲毛羽所载也。六曰鬼书，杂体微昧，非人所解者也。七曰中夏书，草艺云篆是也。八曰戎夷书，类于昆虫者也。”张君房解释说:“此六文(指前6种)八体，或今字同古，或古字同今，符彩交加，共为一法，合为一用，故同异无定也。”所说后两种，“中夏书”应该就是汉字;“戎夷书”则当包括巴蜀文字在内。 　　较早的道教神秘文字，当推成于东汉的《太平经》卷一百四至一百七所载“复文”，字数超过2100，无法释读。其中少数与汉字大致相同，多数是几个汉字及其偏旁的重叠;如6个“天”字堆在一起，两个“道”字和两个“手”字叠在一起等等。有个别形状怪异，也可能取自巴蜀文字。晋葛洪《抱朴子·遐览》提到圈中最受重视的《三皇内文》;《三洞品格》则称《三皇文》，共有3卷，“诸名山石室皆不具足，独蜀郡峨眉山具有此文。”现存《三皇文》与“复文”有相同特征，但字体偏于篆体。这些大概便是“天书”了。存于《道藏·度人经》中的道教文字，则保存了不少“云篆”。此经的优点是:有楷书汉字与之相对照，使人全部能识其字;可以看出，有些字很可能就是巴蜀文字遗存。 　　道教符篆和山岳“真形图”，属于文字与图画的揉合，那些神秘文字的根源更加复杂，不易梳理。有无巴蜀文字因素，也很难说。 二、道教碑刻疑为巴蜀文字成分 　　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记录了湖南衡山云密峰岩石上的“禹碑”，相传是大禹治水时所刻。因其位置隐蔽，很难寻觅，唐代韩愈、刘禹锡等人都曾作过探访，皆未得见。宋嘉定年间(1208年-1224年)有蜀士请樵夫引路，终于找到此碑，用纸拓了下来;《舆地纪胜》称一共72字。由于此峰又称峋嵝峰，所以世人多称此碑为“峋嵝碑”。清朱彝尊《曝书亭集》指出:这“蜀士”名叫何致，字子一，嘉定五年(1212年)拓碑，当时还仿刻了一通，立在长沙岳麓书院。碑文是77字，而不是72字。其后，何致所立的碑也不知去向;直到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重修岳麓书院时，才重新出士，当即引起文化界的重视。杨慎、杨时乔、沈鉴、郎瑛、安如山等人还按篆文规律，加上猜想，分别作出大禹治水活动方面的释文;不过，那些五花八门的释文，连他们自己也觉得没有把握。 　　到了清代，四川、云南、湖南、浙江、山东、河南等地，都有峋嵝碑的仿刻，研究者日渐增加。许多人不相信碑文是大禹所书，而是道教的特殊文字。如《语石》谓“实道家之秘文”;朱剑心《金石学》则认为与衡山道士有关，文字实近于符篆。20世纪40年代，卫聚贤先生《巴蜀文化》一文公布所收藏的巴蜀器物文字时，曾附录峋嵝碑全文，可见他有归碑文于巴蜀文字一类之意。近年，李学勤先生明确提出这一问题:历史上争议已久的峋嵝碑，与巴蜀文字有无关系?正面表述了同一思路。 　　现存峋嵝碑77字全文，与古汉字作了对比;同时又与已发现的巴蜀文字加以对比，发现碑中字形与甲骨文、 篆相近者约占52%;而与巴蜀文字相近者约占79%;可见碑文属于巴蜀文字遗存的可能性很大。学者疑此原为道教碑刻，本是夔门观中旧物，故书写时汲取巴蜀文字成分。宋代何致带回长沙后故神其说，于是才传为禹碑。道教人士一向尊崇大禹，曾奉大禹为三官之一的“水官”;道士作法时要走禹步;故道教碑文说成大禹所书，本是理所当然的事。 　　与大禹有关的文字，还有《金石索·石索》所载《夏禹书》十二字。书中视之为古汉字，释为“出令聂子星纪齐春其尚乙巳”。细看其字，总觉得与巴蜀文字风格相似，释文则显然牵强附会。 　　《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卷一百三十五载有《嶓冢禹碑》，并指出:“嶓冢禹迹在山腰深洞中。汉源出其下，人迹罕到，故四千年无发明者。字径九寸，仅得八字;其余是否磨灭，不敢臆断。瞠目不识一字，而夭矫奇伟，状若云中之龙，绝非后人所能讹作。”这是刻在西汉水发源地甘肃天水南部嶓冢山上的石刻，现存8个字;与上述《夏禹书》12个字亦有相似之处。如《夏禹书》右2、左3字与《嶓冢禹碑》右2字，《夏禹书》左5字与《嶓冢禹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