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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泊中诞生的新四军第七师 作者:曾希圣 坚持在安徽境内大江两岸进行抗日斗争的新四军第七师，是在皖南事变的血泊中诞生的。 抗日斗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寇对蒋介石加紧进行诱降，蒋介石为了准备投降，在1941年1月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阴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事变中，新四军皖南部队除一部分英勇突出重围外，大部遭受损失，军长叶挺同志不幸身陷囹圄，副军长项英同志牺牲，抗日武装力量遭到了一次重大的损失。1月17日，蒋介石又悍然发布反动命令，宣布解散新四军。国民党反共投降的滔天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中共严厉地驳斥了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的命令，中央军委于1月20日发布命令，任命陈毅同志代理新四军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治委员，将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9万多人编成了7个师，继续在华中敌后广大战场坚持抗日斗争。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有力地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使日寇的诱降诡计和蒋介石的分裂、内战、投降阴谋全部破产，全国的抗日局面得以坚持下去。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安徽境内大江两岸的抗日力量，并没有被顽固派扑灭。在皖南事变中英勇突围的健儿，一部分去了苏南，一部分从繁昌、铜陵一带突围渡江到了无为。其中有原一团、三团、五团等单位的部分干部、战士，他们分别由黄火星、刘别生、马长炎、谢忠良、张闯初等同志率领过江。最多的一批是五团营长巫希权同志带领的两个整连（200人左右），其他有百余人一批过江的，有三五十人，一二十人一批过江的，有三两零散过江的；有江南群众护送过江的负伤同志，也有以后从反共军集中营中暴动和逃跑出来的，共约700人，其中大部分是干部。另外，还有一部分同志由胡明、刘奎、李健春等同志率领，继续在皖南山区绩溪及铜陵、繁昌敌后坚持抗日斗争。这些英勇突围出来的同志，都是皖南事变血泊中留下来的宝贵的革命种子。 当时，我正在无为，准备赴津浦路东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工作，因交通关系还未过巢湖。皖南事变发生后，我就负责在江北收容和整理皖南突围部队。不久，中央军委和军部命令，将皖南突围部分与原先在江北分散独立活动的几个部分汇合一起，组成新四军第七师，任命张鼎丞同志为师长（当时他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未到职），我被任命为政治委员。 七师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巢南山区和无东一块。巢南山区以董家大山为中心，东到石涧埠，西到任家大山，长约30里；南到簸箕场，北到巢湖边，宽约10多里。无东是白茆洲、六洲、神塘河、临江坝、三官殿、汤家沟、后包、田家桥附近等一块，另外，繁昌、铜陵、宁国、绩溪、桐东、宿松、望江、太湖，各有小块游击区。这一支大江南北抗日人民的子弟兵团，在当时地区狭小，突围后立足未定，又即遭受敌顽疯狂夹击的严重困难情况下，并没有被吓倒，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 皖南事变的惊涛骇浪，对新四军七师的每个干部、战士是一场严重的考验。在党的领导下，他们战胜了巨大的困难和风险，依然保持着旺盛斗志和饱满情绪。七师初创时，在一部分同志中，由于对就地（皖南事变发生的地带）坚持斗争、就地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意义认识不足，对当时斗争形势缺乏全面深刻的分析，因而对于七师在皖江（皖中南）地区能不能站住脚、能不能发展，以及怎样才能站住脚、怎样才能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在认识上是模糊的，在方针上是有分歧的。认真地在党内、首先在领导干部中解决这些问题，提高认识，统一步调，是当时工作的关键。 1941年三四月间，我们在无东三官殿附近的长坝吴和巢南山区先后召开了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央和军部的指示，在干部中进行了深入的教育和讨论，并经过其他各种会议和许多艰苦的说服教育工作，终于使大家认识到，在皖江地区坚持与发展抗日斗争，首先是对敌斗争的需要。皖江地区是华中敌后我军的一个战略要地，它处于日寇在华中的心脏地带，扼制着长江下游咽喉和淮南铁路两侧，迫近南京、芜湖。在这里坚持斗争，不仅对日寇的打击、威胁极大，而且使华中我军向西、向南敌后发展和反攻日寇有了一块重要的前进基地。第二是对顽斗争的需要。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消灭英勇抗战的新四军，我军则针锋相对给以坚决有力的反击，在这里坚持斗争，就是“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证明抗日革命力量是永远消灭不了的，蒋介石的阴谋诡计则会遭到彻底粉碎。第三是人民的需要。皖江地区广大群众与我军休戚相关，生死与共，他们切齿痛恨敌顽串通一起制造皖南事变的血腥暴行，许多父老姐妹闻讯后曾痛哭失声，一致要求我军早日重回皖南。我们在这里坚持斗争，就可以保护广大人民免受敌伪顽的黑暗统治和暴虐蹂躏。第四是我们本身的需要。皖江地区及其周围大别山、黄山等地区，原有广泛的革命影响，我们在这里坚持斗争，不但向四周发展有广阔前途，而且发展起来可以成为沟通苏北军部、淮南二师和鄂东五师、苏南六师等各方面联系的枢纽。从这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