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剑成名”背后.docVIP

“一剑成名”背后 　　日前,84岁高龄的原江西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我的老友喻建章,将他新近出版的长篇回忆新著《我的七十年出版生涯》一书,惠赠于我,并在扉页上题写了这样一首诗:“出版如无作品,难做无米之炊。编辑依靠作家,才能繁荣文化。佩瑾一剑成名,乃属实至名归。我们真诚交往,证明这段佳话。” 　　我颇为感动。因为,在他所说的“佩瑾一剑成名”背后,有着我们??作家与编辑在“文革”岁月中共同经历的艰辛曲折,有着作者在创作道路上遭遇的坎坷,有着编者在出版过程中承担的风险,也有着此书出版后在全国读者中受到的热烈欢迎和引起的巨大反响,给我们带来的共同喜悦。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是志愿军63军电台的一名16岁的小报务员。守卫开城前线时,我们电台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与军部侦察连同住在一个树林子里。这样,我认识了不少侦察员,听他们讲了许多令我惊羡不已的敌后侦察故事。我把这些都记在了我的日记本上。 　　上世纪60年代初,我描写电台报务员生活的长篇小说《银色闪电》,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并被评为“描写我军训练生活不可多得的好作品”。深受鼓舞的我,接着又以志愿军侦察兵深入敌后的战斗生活为题材,创作了长篇小说《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准备出版,北京电影制片厂又邀我去厂里改编成同名电影文学剧本,还指派了导演,准备拍摄。后来,由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文革”十年浩劫开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被撤销,《剑》的小说原稿也不知下落;电影摄制组被解散;我所在的江西省文联被撤销,我与文联部分同志都被下放至奉新县农村劳动,我的文学之梦顿遭破灭。 　　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天,我从奉新农村回南昌办事时,应约去省新华书店和喻建章同志见面。那时,江西人民出版社早被撤销,只在省新华书店下设一个编辑室。作为编辑室主任的喻建章热情地接待我,说:“听说‘文革’前你写过一部《剑》。不知道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是不是还准备出?如果他们出不了,拿给我们来出。”我告诉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已撤销,书稿不知下落。他就提出要我回忆重写。我很高兴,但也很犹豫。因为我已是一个下放干部,若是闭门写作,必然会引来一片批判之声。老喻理解我的难处,他说他来想想办法,于是我怏怏地回到了奉新农村。 　　1971年初夏的一天,我忽然接到县革委的通知,让我带上日用品,立即到南昌去省新华书店接受一个创作任务。我意识到是什么任务,又惊又喜将信将疑地动身了。 　　省新华书店当时还在叠山路的一所师范学校内。喻建章见我来了,很高兴,给我找来一叠稿纸、一副碗筷、一把房门钥匙,安排我在他们那里一个简陋的招待所里住下了,让我从即日起,放下顾虑集中精力,回忆重写长篇小说《剑》。 　　谈起事情的经过,老喻十分感慨,叹口气说:“约你这部稿子可真是困难重重啊!” 　　原来,由于“文革”摧残,出版事业一片凋零,全国读者几乎无书可读。喻建章力主要组织出版一些文学作品。可是选题计划一报上去,就遭到省革委政治部军代表的指责,省新华书店的军代表更是直截了当地指责回忆重写《剑》的计划“是文艺黑线回潮”。老喻据理反驳,军代表无话可驳,只好悻悻然地说:“出了问题,你要负责!”我深为感佩,问老喻:“那你怎么能把我弄到这里来的呢?”他笑了:“为了迎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30周年,各地区都想抓出点有分量的作品。我就利用他们这点积极性,对宜春地区革委会宣传组负责人介绍了你的情况,希望让你住到南昌来专心创作。他听后很高兴地同意了。这不,地委一道命令,你不就‘因公出差’来了吗?” 　　就这样,我在陋室中安顿下来,用老喻给我的“三件宝”过日子:一把钥匙用来开房门,一叠稿纸用来写作,一副碗筷用来到食堂打饭。生活虽然清苦,且有臭虫蚊子叮咬,但我又能写小说了,我已经很满足。每当面对着稿纸,小说中的人物就在久违之后,又一个个重现在我眼前,那么陌生,又那么熟悉,恍若梦中。 　　因为是回忆重写,进展比较快。每天我重复着同样的生活,很少与外界交往。有时,从食堂回来的路上,偶尔也会碰到书店那位军代表。他从不正眼望我,也不打招呼,一脸冰霜,一副与“文艺黑线”划清界限的神情。 　　一天,正好迎面碰上了这位军代表。他走过去又回过头来,冷冷地说:“你还在写呀?难道没有看报纸吗?”“怎么?”我一时茫然。“美国总统尼克松都要来中国访问了!你还写什么抗美援朝,真是!”他一脸不屑,“你写了也白写!”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美国总统要来访华,中国作家就不可以写抗美援朝?这是什么逻辑?但书稿的最后生杀大权操在此人手中,作为编辑室负责人的喻建章此时偏又出差在外,我只好停下笔来等他。 　　不久,喻建章同志出差回来,见面就问我稿件进展如何,及至听说我因尼克松访华而只好搁笔的情由,二话不说,径直就找那位军代表去了。 　　后来,我听说他们发生了一场有趣的争论。军代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