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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界传媒经济大师对话 　　 　　何曾幸运。两个月前，在上海，我随同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年会组委会的人员采访了会议的三位顾问之一艾尔布兰教授，倾听了他对世界传媒经济发展和未来格局的精彩论道。 　　两个月后，又是在上海，我有幸与会议的三位顾问之一、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创始人罗伯特?G?皮卡特展开了一场对话，再次倾听了西方传媒学者对学术会议、传媒经济研究、中国传媒产业发展及目前国内传媒热点问题的睿智之语。 　　 　　关于第七届世 　　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 　　 　　记者：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已经召开六届，前五届都是在欧洲召开，第六届移师北美洲。为什么会把2006年的会议主办地选在中国北京？世界传媒学术会议选择主办地的依据和原则是什么？ 　　皮卡特：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每两年举办一次，选择在何地举办的依据是：举办国的传媒产业是否呈上升趋势，举办国的传媒经济发展有没有参会者感兴趣的问题，举办国是否有一批从事传媒经济研究的学者，举办国的学者都在关注什么研究什么。 　　申请的程序是由各国提交申请报告，参加会议的专家共同投票，最后由五人组成的世界传媒经济会议行动委员会根据各国的申请报告和专家投票做出最终决定。 　　当时申办2006年第七届会议的国家有荷兰、希腊等国，仍然是欧洲国家。会议行动委员会对各国提交的申请报告进行了严格的审议，中国对举办第七届会议准备最为充分，有来自4所大学、一家报刊社等多家机构组成的高层次申办团，有来自政府部门的支持。中国学者在4、5年前就开始参加大会，和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中国代表团提交的申请报告内容充实，陈述充分，学者的申请热情非常高。总体说来，是中国传媒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和申办团的团结、坚定、执着打动了大家，获得了申办的成功。 　　记者：现在距离明年5月的北京会议还有一年时间。据了解，大会组委会已经成立并正在推进各项工作。作为这项会议的创始人和北京会议的学术顾问，你对第7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组织工作有何具体建议？ 　　皮卡特：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的传统是让尽可能多的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参加会议，让各种声音汇聚交流，同时参会者是各国、各地区研究传媒经济的精英。2006年的第7届会议是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召开，第一次在亚洲召开，第一次在中国召开，因此我们希望中国的主办者能秉承这一传统，坚持参会人员多样化的原则，向世界发出邀请，让北京会议成为世界传媒经济研究的思想库和辩论场。 　　 　　中国传媒经济的 　　研究和世界传媒经济的研究 　　 　　记者：据了解，你这是第三次到中国了，每次来都是参与中国传媒学术界的活动，和中国的研究传媒经济的学者有了广泛的接触，对中国的传媒研究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你对当前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现状如何评价？ 　　皮卡特：中国传媒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传媒经济研究很活跃，研究传媒经济的外部环境有所改善，涌现了一批专业的研究人员，研究的总体水平较之三、五年前有了很大提高。当然，还存在一些具体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媒经济研究的理论性不够，对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融合不够深入；二是从目前的学术著述看，现状描述性研究较多，问题性研究、定量研究较少，哲学思辨不够。这是中国学者在今后研究中要警惕的问题之一。 　　记者：针对中国传媒经济研究存在的问题，你对中国传媒学者有什么具体建议吗？ 　　皮卡特：中国的传媒有中国的特殊性，因此中国传媒经济的研究也有一定的特殊性。从这个角度说，我没有资格告诉中国学者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中国传媒经济研究刚起步，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问题，还是有赖于中国学者去探索、去发现、去研究、去解决。作为一个研究传媒经济多年的学者，我的建议是：加强传媒经济基础理论的研究，从现状研究向学理研究发展，建构中国的传媒经济理论框架，并融合到世界传媒经济研究范畴之中。相信不用多长时间，中国学者会有一批国际性的学术成果展现出来。 　　记者：正如你所说，中国的传媒经济研究才刚起步，一方面要解决自身研究中的问题，一方面还应该具有国际视野，了解世界各国的传媒经济的研究状况。你能否向中国的学者介绍些世界各国研究传媒经济的现状呢？ 　　皮卡特：世界传媒经济研究在两个层次上展开。一是传媒经济现象及其基本规律的探索，诸如广播电视波段拍卖对节目价格的影响，由此诞生的交易成本理论对整个经济学都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还有传媒市场结构的研究、媒体兼并现象及其可替代性研究，作为许多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政府管理媒体的重要参考，传媒市场为双元市场的概念基本上确立。还有媒体的合并现象及其机制的研究、媒体竞争现象及其机制的研究，提出了伞状模型等。在这个方面，既有大量的实证经济学研究，也有不少的规范经济学研究，后者更偏向于政治经济学方向。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