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照教授解析《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docxVIP

王水照谈《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的出版，成了“钱迷”们的新福音。虽价格不菲，但能够看看钱先生爱抄些什么书，揣摩他的心理，寻找天才思路的蛛丝马迹，真“钱迷”自然在所不惜。媒体多热衷宣扬钱式天才、照相式记忆的传奇，但只要翻过这些笔记，就会同意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水照先生的看法：“除了天赋的原因，即钱先生记忆力确实特别好，但主要恐怕还是勤奋。”封面王水照像：李媛绘　　侯体健　　《钱锺书手稿集》的出版应该说是文史学界的大事。我们知道这部手稿集共有三个部分，只有外文部分没出版。现在我们是否基本能够从《中文笔记》，到前几年出版的《容安馆札记》，到《管锥编》,窥出钱先生做学问的脉络和步骤？　　王水照：《钱锺书手稿集》共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20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容安馆札记》三卷，第二部分是去年下半年刚刚出版的《中文笔记》二十卷，第三部分是尚未出版的《外文笔记》，估计是钱先生为写作“西洋文学史”所作的准备工作吧。钱先生在清华念的是西语系，到英国、法国去留学，研究的是英国文学和法国文学，回来后在国立蓝田师范学院、西南联大、清华大学，都是搞外国文学的教学，他是有志写一部西洋文学史的。如果钱先生的西洋文学史能写出来，那肯定是能够和西洋人对话的西洋文学史，因为他是扎扎实实一部一部原著读过来的，不会是从西洋人的文学史翻译、改编的。钱先生的外文笔记共留下一百七十八册，三万四千多页，估计要编成四十卷。《钱锺书手稿集》初步估算大概有六十三卷，这应是我们目前所知的个人笔记中规模最大的一种。所谓个人笔记，当然不包括像“盛宣怀档案”一类的文件，而是由作者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或者用键盘敲出来的。这可以说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以后的人估计也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做了。手稿集不仅是数量大，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容十分丰富，是相关学术研究的富矿。外文笔记我们尚未见到，从钱先生的中文著作来看，我们可大致梳理出三种著述形态，或者说治学的三个过程：　　第一是《中文笔记》，这是随读随记的产物，最能反映钱先生日常的读书生活，带有原生态的性质。　　第二是《容安馆札记》，我将它定位为半成品的学术著作，因为《容安馆札记》三大卷是经过钱先生编辑过的，共编成八百零二则，经过我们初步梳理，实际约七百九十则，里面有个别的缺码、空码。这几百则的书写格式是基本统一的，总是先记所读某部书的版本，次做总评，再选取具体作品边抄边评。另外，许多条目之间还相互关联，在谈到某些问题时会出现“参观第几则”等情况。可见，《容安馆札记》是半成品的著作，已不是原始的读书笔记，用杨绛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经过了一定的“反刍”而成的。　　第三就是《管锥编》。《管锥编》对十部古籍进行评论阐释，里面许多内容在《容安馆札记》中能够找到相对应的部分。杨绛先生也曾经举过例子，比如《管锥编·楚辞洪兴祖补注》十八则，在《容安馆札记》里读《楚辞》的笔记只疏疏朗朗记了十六页，两者篇幅差距很大。　　这三部书，一般来说，是从《中文笔记》再加工到《容安馆札记》，然后再写定为《管锥编》正式出版的成熟著作。其中也有交叉，因《中文笔记》的时间段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跨度很长，所以《中文笔记》里也有某些段落注明是补《容安馆札记》某某则的。两者之间时间有交叉，《中文笔记》的许多内容还写在《容安馆札记》以后。我们只是从著作形态或者说从研究过程角度来说，是先有随读随记的“笔记”，再有初步加工的“札记”，最后为成熟的笔记著作《管锥编》。　　关于钱先生，以前说他有“照相式记忆”，过目不忘。现在从已出版的《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反映出的钱先生日常的读书生活来看，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勤奋做笔记？　　王水照：确实如此。《中文笔记》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能够最原始地反映钱锺书先生的读书生活。而对于钱先生这一代学者来说，读书生活也就是他们的学术研究生活，我们阅读《中文笔记》就可以在大师的手稿中体悟他的治学之道。钱先生的治学道路与方法，和他读书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合二为一的。这是部分老辈学者治学的特点。我们现在来看，学术研究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当前的课题模式，先确立课题，以某种理论贯通，寻找架构，组织材料，写成著作。一种就是某些老辈学者，像钱先生那样，是从目录学入手，由目录而读书，一部一部地读下去，以此为基础，随读随记，从而得出某些观点。这是两种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不同的治学方法，我们暂且不予评论好坏。但钱先生这种治学方法在我们学术史上是具有很深历史渊源的，比如钱先生在《中文笔记》里抄的一部南宋黄震的《黄氏日抄》，就是抄书而成的著作。更有名的，则是顾炎武在《抄书自序》里所记其嗣祖父“著书不如抄书”的家训，顾氏秉承此训，四方访书抄书，以求从“多见”而“识之”，进而达到“知之”的问学之途，对其著成笔记名著《日知录》起到很大作用。　　从钱先生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