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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刑讯逼供 　　摘 要：刑讯逼供在我国产生的原因主要包括基本刑事政策、刑事法律的缺陷、责任追究不力、行政工作自身弱点等四个方面。本文建议从增强保障人权的意识、改进司法机关构架、培养专门讯问人员三方面着手防止和防止刑讯逼供的产生。 　　关键词：刑讯逼供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4-0263-01 　　一、刑讯逼供产生的根源 　　（一）基本刑事政策的原因 　　 实践证明，以获取口供、交代罪行为目的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原则，在实际操作中“极易滋生将程序虚置，甚至不惜以刑讯逼供为代价逼取口供等现象”。 　　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政策和法律及传统审讯方式的影响，使司法人员对口供有着盲目的追求和崇拜，这使相当一部分侦查人员重取得口供、轻调查研究，不重视刑侦基础建设。 　　（二）刑事法律的缺陷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严禁非法收取证据，凡经查证确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其中并没有规定非法证据的排除原则。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司法解释规定，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只要经审查核实并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便可以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 　　（三）责任追究的不力 　　现实中，绝大部分刑讯逼供案件，不论轻重，都是首先由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和国家的行政监察机构以相同的职能和合署办案的形式进行查处。这种以纪代法的处理使许多可构成犯罪的司法人员躲过了法律惩罚。 　　司法人员刑讯逼供责任追究不力，也和一些司法机关的领导人员对刑讯逼供的严重危害性认识不足，甚至存在错误认识，以为出了问题也是“工作上的失误”，是“好心办了坏事”，即使造成了严重后果触犯了刑律，也说是“因公犯罪”，千方百计地予以开脱。 　　（四）刑侦工作的自身弱点 　　侦查手段的侦审合一、封闭运行的机制，侦查人员普遍素质不高，侦查技术水平低及收集证据能力差，是我国刑侦工作的严峻现实，也是刑讯逼供产生的直接诱因。首先，在侦查中，侦查人员具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习惯于先抓人、后取供、再取证，超期羁押，对犯罪嫌疑人采取不正当的压力方式、滥用搜查手段及搜查范围的任意扩大现象普遍存在；其次，侦审合一的机制使预审部门的职能被削弱致使办案质量无人把关，封闭运行的机制使一切程序不向外界透露，具体审讯过程只有主办案件的人知晓。以上两种机制的共同作用，使检察机关的监督受到极大限制，检察机关的起诉实施于侦查终结时，未直接介入侦查过程；再次，我国现阶段侦察人员业务素质不高，法律和人权意识淡薄，一些侦查人员在办案时往往采用非法手段获得证据。 　　二、防止刑讯逼供的建议 　　（一）增强保障人权的意识 　　我国立法历来注重对社会整体秩序的规制，司法实践也多以此为重心。从刑法的立法价值注重一般预防的功能也可略见端倪。同时，刑法中诸多死刑刑律的规定，客观上便得司法实践中对犯罪的惩治倾向于重刑主义。要改变刑讯逼供大量存在的现状，就首先要从立法理念和价值追求上注重个人权利，合理规制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领域。 　　（二）改进司法机关构架 　　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其中“互相制约”有悖于司法独立的精神。现实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难以对公安机关进行制约，公安机关因有拥有很多程序的执行权和大量立案、侦查权而致使其权力影响和制约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正常司法活动。 　　（三）培养专门讯问人员 　　在以往的讯问中，多是由案件处理人员直接对案件进行讯问，这样极易导致讯问人员的情绪激化，其可能因急于破案而忽视讯问手段的合法性。如果我们能培养一批专门的讯问人员，在直接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公安人员和专门讯问人员之间进行严格的程序交接，并规定两者之间不能互相干预，使专门讯问人员既能详细了解案情并能以相对客观的心态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 　　三、结语 　　从立法精神来看，我们应检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熔铸“人有不控告自己的自由”这一近代现代理念，用一种更有效的证据立法使口供的重要性逐渐弱化，充分考虑人权，给予受审者沉默权，逐步减少刑讯逼供的悲剧。 　　 　　参考文献： 　　[1]勒学仁.刑讯逼供研究[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