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风雪的“老树三叶”.docVIP

历经风雪的“老树三叶” 　　读完张自旗、矛舍、李耕合著诗文集《老树三叶》，引发了我深深的回忆与思索。老树，就是这三个年逾八十高龄的作者，一生歌哭行吟的诗人、作家；三叶，就是他们跨越几十个春秋奉献的优美而慷慨的诗篇。树虽老而腰杆挺直，叶虽稀而青春长在。作为他们的同代人，面对这本诗文集，禁不住往事涌现，无边感慨，一腔欣慰，几许豪情…… 　　整整60年前，正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白色恐怖年代，张自旗、矛舍和李耕三个年方弱冠的青年走到了一起，“相响以湿，相濡以沫”，缔结了深厚的友谊。时隔不久，他们随着时代的召唤各奔前程。虽然笔耕仍勤，思念不已，但不再有促膝交谈、倾心切磋的机会，仿佛“相忘于江湖”。直到30年前，拨开笼罩头顶的浓云重霾，重见丽日晴空，他们才又取得联系，患难缔结的友谊重新焕发光彩。“让我相知相忆的友人，几乎都是上世纪40年代……结交的”，彼此相处的“时间长的不过两年，短的仅只几个月，然而，在多少驰风掣暴的岁月里，我牢记的却正是他们”。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有的人短暂相处便能终生相知相忆，而有的人虽与之相处十年二十年，却仍形同陌路呢？”多年前，张自旗曾在写给我的信中提出了这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是不是“过去的友谊贴近人情而远离功利”，而在不算短暂的岁月中的人际关系，或在不间断的“运动”、“斗争”中被扭曲了，或因浊欲横流受到世俗腐蚀？我在复信中说：“还有一重要的原因，就是‘真诚’二字。过去的朋友（只要真正算得上是朋友）大都是真诚相待……如果在人际关系中，只剩下权术、势利、虚伪、敷衍等等，还有什么情谊可言！”如同李耕所说，“小小一册《老树三叶》……”“印证了生之艰难与友情的分量”。是啊，真正的友谊如真金，历经风雪无损于它发出坚实的亮光；真正的友谊如眼睛，容不得半粒沙子和尘埃！ 　　当然，友谊是不会无缘无故发生，更不会无缘无故延续的。60年前，是什么使这三个青年走到了一起，缔结了可贵的友谊呢？是文学，是对文学的热爱，是为了通过文学的渠道寻找我们的同情者和战友（矛舍），是要以文学作品为投枪刺破黑夜呼唤黎明的到来。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正是物价飞涨、特务横行的恐怖统治时期，同时也是人民群众、尤其是热血青年奋起抗争的时期。矛舍在1948年写的一组散文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有人说：黎明前是最黑暗的时候，在这黑暗里更充满了罪恶……但是，我相信温暖的太阳必将会驱逐那黑暗。黎明前，又蕴藏了多少理想和希望！”正是为了理想和希望，矛舍和李耕、张自旗冒着在白色恐怖下随时有坐牢杀头的危险，写下了不少战斗的诗篇。1948年，张自旗写下著名的政治抒情诗：”……这不是哭泣的时候，亲爱的善良的人们啊……我们要向全中国呼喊，翻身的日子来到了，看啊，中国的土地上，燎原的大火烧起来了，一个巨大的声音，在向我们召唤，斗争！斗争！斗争……”李耕在当时的一次文艺集会上向群众高声朗诵了这首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们战斗在不同的地方和岗位，办刊物，编副刊，发表作品，结交朋友，传播真理，团结群众，同许多年轻的朋友并肩前行，迎来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唱响的那个庄严的历史时刻。 　　然而，人生道路从来就是荆棘丛生，革命征途也不可能总是铺满鲜花的阳光大道。正当这三个刚到“而立”之年的诗人和作家，准备在不同岗位上干番事业的时候，突然被迅猛袭来连接不断的风暴所击倒，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拨乱返正，雨过天晴。而这三个当年的青年都已进入“知天命”之年，日见垂垂老矣。令人欣慰的是，他们没有向命运认输，而是抖擞精神，重新拿起笔来写诗作文，讴歌祖国，品味人生，抒发情怀，还各自取得了新的成就：张自旗成为大有作为的老报人，矛舍获得钢铁技术专家的赞誉，李耕则由于对中国散文诗贡献突出而荣获“终生成就奖”。1988年5月，李耕在回答《江南都市报》编者提问时，提到了他“惹出过祸端”的两首抒情小诗，让我们再一次领教了当年的所谓大批判。李耕1957年在《星星》诗刊上发表的一组短诗，“反右”时被斥为“毒草”，其中被指为“大毒草”的一首只有四句：“湖边的孩子不怕风暴，狂风猛浪吓他不倒；祖父讲过多少美丽的神话，孩子将驾着船儿去湖上寻找。”时隔半个世纪，现在谁还有本领在这首短诗中发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1956年上海《文艺月报》刊载的李耕的一组短诗，“反右”中没有受到批判，“文革”中却被揪出来大施挞伐，其中一首短诗更成为批判重点。这首短诗也只有四句：“鹅毛，是沉不下海底的，海底的月亮是捞不到的，要是姑娘不爱你，骑上骏马也是追不到的。”就是这首短诗，被认为是“五七年漏网的资产阶级典型代表作品”，还被扣上“反对革命理想的颓废主义作品”的罪名。实在难以理解，当年那些拿着棍子的好汉们怎么会有如此“高明”的批判水平？叫人欣慰的是，“历史终究是人民书写的”。历史是严厉的审判官，时间是公正的裁决者，世间万千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