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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纠纷仲裁法律问题研究（上）/李济楚北京市中伦文德（广州）律师事务所 李济楚内容提要? 我国现行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种种困境和缺陷，已无法有效化解医患矛盾、缓解医患关系。正因如此，在我国开展医疗纠纷仲裁，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属必要。世界主要国家与地区在医疗仲裁方面的立法与实践为我国医疗纠纷仲裁制度的构建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思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将医疗纠纷纳入可仲裁范围，既符合我国仲裁法之规定，也契合国际社会仲裁制度的发展趋势。无论从仲裁的本质，还是从仲裁功能的有效发挥来看，以选择兼终局型的仲裁模式构建医疗纠纷仲裁制度更为可取；出于对患者权益的保护以及重建医患信任的考虑，医患双方在纠纷发生后经协商一致达成仲裁协议的方式更合情合理；鉴于医疗纠纷的专业特殊性，除双方当事人合议选择由独任仲裁庭审理案件以外，无论案件争议金额的多少，医疗纠纷仲裁庭的组织形式原则上应一律采用合议制。关键词? 医疗纠纷仲裁??? 可仲裁性??? 仲裁模式? 合议制近几十年来，随着医疗技术水平的发展和医疗组织规模的扩大，医疗纠纷在世界各国频繁发生并呈逐渐上升趋势，已成为常见的纠纷形态和世界性热点话题。我国正处在医疗卫生改革的转型期，医疗管理体制不甚完善、医疗法律制度不够健全的状况与患方维权意识的提高、医方职业素养下滑的现实之间，呈现出紧张的张力。我国已成为当今世界上医疗纠纷最多的国家之一。[1]正因如此，寻求一种高效率、低成本的医疗纠纷解决方式，从而既保护病患之合法权益，又有利于医疗事业之健康发展，是社会各界的普遍需求。然而，我国现行医疗纠纷处理方式因其固有的缺陷和弊端，制约着这一目标的实现，也无法满足当事人纠纷解决的多元化需求，而饱受各界诟病。从世界范围内看，非诉纠纷解决方式——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因其在纠纷解决方面表现出来的特殊价值与优点而逐步受到人们的重视和青睐。[2]其中，仲裁作为现代基本ADR之一，正在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解决医疗纠纷最重要的一种非诉手段，并逐渐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反观我国，在医疗纠纷司法处理面临危机、卫生行政机关调解名存实亡，双方当事人“和平解决”寥寥无几的背景下，具有诸多优势的仲裁制度亦未引入医疗纠纷解决领域，实属遗憾。因此，本文拟在反思我国现行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与考察域外医疗仲裁制度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仲裁解决医疗纠纷的必要性、医疗纠纷的可仲裁性、医疗纠纷仲裁模式、仲裁协议及仲裁庭组成问题，并提出相关制度设计，以求教于学界。一、构建医疗纠纷仲裁解决机制的必要性当下，医疗纠纷已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瓶颈”，严重困扰了诊疗活动的所有参加者。医疗活动具有高度专业性、高度风险性、相对不确定性、侵袭性等特征[3]，其本身极易产生争议，相对于其他纠纷尤为复杂。基于此，我国颁布了若干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以调整日益增多的医疗纠纷案件，从而形成了目前解决医疗纠纷的三种基本途径：行政调解、协商解决和民事诉讼。多年来实践证明，以上三种途径对于医疗纠纷的妥善解决确有一定作用，但均存在先天不足，实际效果并非尽如人意。首先，患方对行政调解的不信任以及行政调解的纠纷类型过窄，是导致卫生行政部门调解名存实亡的主要原因。由于“父子关系”的管理体制，患者对作为医院主管机关的卫生行政部门能否以中立的第三方之态公正调解纠纷心存质疑，因而不愿主动适用行政调解。此外，依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卫生行政部门仅调整由医疗事故而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4]那么，患者因为过错医疗行为所遭受之其他人身损害，是无法通过行政调解获得救济的。其次，虽然医患双方协商解决医疗纠纷亦为法定方式之一，但在实践中，双方在纠纷发生后的对立情绪使和解之路阻力重重。医方认为患者“无理取闹、漫天要价”，患者认为医方“隐瞒真相、赔偿过少”。此外，协商过程中出现的诸如回避第三方监督、规避法律责任等现象几乎无法监控、难以避免，这使得对医疗质量的监控和提高以及对患者生命权和健康权的保护变得非常不利。[5]另一方面，和解协议无法限制和剥夺任何一方的诉权。因此，即使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也无法让纠纷的解决结果稳固。最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处理医疗纠纷的实践表明，诉讼制度的局限性在医疗案件量激增的今天日渐彰显。[6]由于医疗行为的专业性与复杂性，不熟悉医学的法官在处理医疗纠纷时显得力不从心，且过度依赖鉴定结论。这必然导致案件处理时间长、成本高、难度大。此外，判决结案本身具有强烈的对抗性，这使得已经关系紧张的医患双方矛盾有可能进一步激化。表面上定纷止争的背后，是诉讼难以消除的心理对抗与纠纷之外的其他社会矛盾。综上所述，我国现行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种种困境和缺陷，已无法有效化解医患矛盾、缓解医患关系。正因如此，在我国开展医疗纠纷仲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