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薇、韩义与袁雪芬.docVIP

南薇、韩义与袁雪芬 戏曲界的前辈刘厚生是做过雪声剧团的剧务部主任的，他对南薇和韩义及袁雪芬是很熟悉的。五年前他在《文汇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越剧的功臣∶南薇和韩义》，把“两位先贤请出来同大家见见面投入最早、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功勋应该铭记在一代代越剧人的心中。压扁了这两个人，越剧少了几个可能出现的好戏。50年代，正是知识分子改造雷厉风行时期，而那时的改造运动，大都急于求成，方法简单。虽说应当说服，但常以政权力量指令改造。终是我说你服，非服不可。其结果或是诚心接受改造，实际上不可能彻底，或是抵触改造，矛盾激化。南薇、韩义不幸成为后者。50年代的文艺整风等运动中，他们自然成为批判对象。韩义心直口快，为人直率，曾自嘲说，你们都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了，留我们两个小资产阶级点缀点缀不好吗。这种情绪，当然使得他们难以受到重用，到了50年代后半期，当上海有十几个越剧团被动员支援外地时，韩义不得不随剧团去了西安，南薇更是随妻子的剧团远赴宁夏。接着，韩义被打成右派，境遇凄惨。南薇离开剧团单干，到处漂泊。文化大革命时他们当然更是在劫难逃，但他们在逆境中还在为越剧工作。编过戏，导过戏，但是在不断挨整的境遇中如何能创造出好戏？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虽然都恢复了名誉，先后回到上海，得到袁雪芬的帮助，上海越剧院接受了他们，给了温暖，但都已年届六十，精神衰颓了，才华磨尽了，再也没有年轻时的英气。南薇于1989年早逝，韩义还为越剧院编导过戏，写过电视连续剧，也是强弩之末了。 伊兵是用检讨的口吻对没有及时处理南薇、韩义问题表示了自己的态度，而陶雄和吴琛则列举批判对象的错误，要求上级予以处理。在当时，指责别人有资产阶级思想并进行斗争是很正当的理由。 南薇、韩义两人“长期不去华东戏曲研究院办公，一直忠实地在为大公滑稽剧团服务”，这其中有没有和什么人有过约定？现在还没有明显的文字证据。但南薇、韩义在1953年前未进华东戏曲研究院时，是各有其工作的。南薇是在一个叫上海越剧实验剧团当团长，这个剧团是1951年8月由原东山越艺社中有些人未进华东越剧实验剧团而成立的，当时的剧务部主任是蓝流。而那时韩义则在云华越剧团当编导，编导《水晶宫》等剧。 1952年南薇与韩义、朱铿等加盟大公滑稽剧团，组成剧务部，编导了《活捉》、《两夫妻》、《打得好》和《一贯道害人》等。这时的南薇与韩义等在大公滑稽剧团做出了让团长杨华生难忘的业绩，可以说是改造了当时的滑稽界，杨华生说∶“废除了手工业方式的“幕表制”，建立了正规的排演制度，先有定字定句的剧本，然后再排戏。通过南薇等同志的努力，使我们剧团逐步正规化，剧种也因而从“雏型期”逐步转向“成熟期”。 而1953年南薇、韩义进华东戏曲研究院，当时是由袁雪芬引进的，据有关材料说∶袁雪芬引进南薇、韩义后，是为了要他们排演《洛神》。 作为从雪声剧团即开始合作从事“新越剧”工作的老朋友，袁雪芬心中是明白南薇、韩义的作用的，所以两人进华东戏曲研究院，三人之间应是有过一些约定的，这些约定当然不可能拿到华东戏曲研究院的台面上去，但袁雪芬作为华东戏曲研究院副院长，肯定在内部与院长周信芳、秘书长伊兵有过沟通，为了用人才，在某些方面宽松些也是允许的，这就是当时为什么南薇、韩义可以长期不去华东戏曲研究院办公，两年中竟无人出面管理的原因。 而陶雄说南薇“未正规地到院办过一天公”，也是有矛盾之处，因为他后来又说“在地方戏组总结时却全部否定了别人的工作”，可见南薇还是在地方戏组参加过总结工作的。还有说“组织领导屡次教育帮助始终无效”，可见南薇还是“屡次”去华东戏曲研究院听从“组织领导屡次教育帮助”的，总不是组织领导屡次上门去南薇家“教育帮助”吧。 当然，1953年的一些约定到1955年是有变化的，到了要把南薇、韩义当华东戏曲研究院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来处理时，约定是肯定不算数了，整顿“组织性纪律性的松弛”，以此来表示领导的态度是很重要了，据有关材料说∶袁雪芬当时是为南薇、韩义辩护过的，在袁雪芬的日记中有辩护的内容，这在文革时期也是袁雪芬的罪行之一。 但袁雪芬后来应该是被秘书长伊兵说服了，这也有证据。在徐进写的“大事记”中说∶“1955年，对袁雪芬的爪牙南薇、韩义展开斗争，袁后来歪曲为伊兵说，是南薇和党争夺袁雪芬。袁雪芬伊兵说袁雪芬对南薇、韩义他们能够一分为二，多些尊重，多些宽容，多些耐心，更科学地帮助他们在艺术实践里逐渐体认到自己的某些不足——他们当然有各种缺点和错误，他们肯定能创造出思想上艺术上超越过去的新的成就。那将不仅是他们本人的收获，更是越剧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