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女郎,用面孔见证时代.doc

封面女郎：用面孔见证时代 女性的面孔既可以象征一种特定的美—年轻、纯真、精致、妩媚，也可以传达某种流行的社会价值观—现代作风、力争上游、玩世不恭、服务家庭……对于杂志这种大众媒介形式来说，封面女郎所要代表的意义，后者比前者更加重要。 杂志是美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大众媒介形式，作为一种传播途径，它代表了时代向前进步的声音，它要向读者传达的，不仅是现实，更是理想。很大程度上，杂志是个为普通人造梦的机器，通过封面及内页的图像与文字，理想的生活呼之欲出。 20世纪早期，纽约的社会精英们都是名人，历史学家洛伊丝·班纳用了这样的一段文字回忆彼时的情景：“每逢星期天和节假日，在富人们的宫殿坐落的第五大道上，聚集着大量的百姓欲瞥这些美国贵族们一眼。当举行一场隆重的上流社会婚礼时，不得不出动警察到教堂外好奇的人们中间维持秩序。女人占据着这个世界的关键地位，美丽是她们最主要的资产：富人们的妻女们—特别是女儿们—在杂志的版面上得到了极大关注。对占据了支配地位的美人们的相关报道，接近于政治或艺术领域中公众人物的报道。”女性社会学家玛丽·P·莱恩也写道，在杂志上：“女性比其他任何形象都更加频繁地得到重现。男人们经常以他们自己、以个体的形式出现，但女性的出现还证明着别人的身份或其他事情的价值”，“女性作为形象，成为时代占支配地位的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一种，她们气质的不同类型标记了美国从农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发展的每一个步骤。”而杂志的封面女郎，就是向读者传递这些信息的“第一元素”：“封面女性必须取悦巨大数量的人，不管如何做到：使他们发笑、启发他们、赞美他们……她们必须有直接、迅速的影响，人们不用费力猜测封面的含义。” 20世纪的头30年，美国女性的身份和社会角色发生了诸多改变：新旧世纪的交替，诞生了第一批“现代”女性；由于弗洛伊德著作的流行，女性对于性自由的要求逐渐升温；随着为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第十九修正案》的通过，女性获得了选举权；1917年，美国成为一战参战国后，不少女性又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到了战争中；战后，随着经济的逐渐复苏和社会的逐步稳定，社会给予了女性放纵享乐的机会，同时，也将她们固定在了“家庭主妇”的角色中。 以上所列举的女性的每一步改变，都通过杂志封面女郎形象的变更被逐一记录了下来： “吉布逊女郎（Gibson girl）”在20世纪的最初几年，通过《时代》和《克里尔》的封面赢得了全国性的声誉。这个满是贵族风度、头发上梳的高个女郎象征着上层趣味，引领着大众的生活方式。她是第一位具有现代意义的“美国女郎”，随着她的风靡，其形象发展到了更加广阔的物质领域：她的头像被印制在银器、枕头套、椅子、火柴盒、烟灰缸、领带和墙纸上。随后的“菲舍女郎（Fisher girl）”，由哈里逊·菲舍为《星期六晚邮报》、《女士家庭杂志》和《大都会》绘制；“克里斯蒂女郎（Christie girl）”则是《斯格瑞布勒》等杂志的主角。和“吉布逊女郎”相比，“菲舍女郎”不那么傲慢，更加漂亮羞涩，常常显得既端庄又肉欲；而“克里斯蒂女郎”看起来要友好、自信、平易近人得多。“吉布逊女郎”都出身贵族阶层，似乎不必为钱发愁，所以也无需寻找任何谋生的手段。而跟她一脉相承的“菲舍女郎”和“克里斯蒂女郎”则走入大学成为了新潮的女学生，并主张通过运动塑造健康的身体。但不论怎样，这三种女郎都身处家庭之外，她们是现代女性获得社会身份的开始。 在20世纪的前20年，美国曾出现过一种叫“男性危机”的现象，它是指男性们被侵入他们教育和社会权力领域的女性们威胁。更为可怕的是，由于女性开始极力主张性自由，男人们对女人的支配地位岌岌可危。因此，导致男人痛苦的“坏女人”形象在当时的杂志领域占据着主要地位，“她们是男性可以欣赏却无法信任的卖弄风情的美丽女人”，而围绕在她们身边的男性们则被描绘成是她们捕获于网中的小虫、背着礼物的渺小求爱者等微不足道的“小东西”；随着美国加入一战行列，杂志封面上的女性又以拯救国家的“女英雄”为主角，她们无私地为前线献出自己的儿子、丈夫或男友，还有无数的漂亮女孩亲自到战争前线成为勇敢的战士或圣洁的女护士。从“坏女人”到“女英雄”，美国女性因为战争的爆发经历了地狱和天堂的两重天。 随着战后美国经济的复苏，男性们庆幸从战争中死里逃生，女人们也高兴地迎接着胜利者，整个社会似乎都陷入了狂欢和享乐的泥沼。这时候，“轻佻女郎”在杂志封面上隆重登场了，她们除了喝杜松子酒、与人在汽车后座上热情亲吻和通宵跳舞之外，无事可干。然而，极致的繁华注定是短命的，随之，安稳的生活要求时髦女郎回归家庭，于是，在家相夫教子的“新妇女”应运而生：这些女性继承了前辈“轻佻女郎”的美貌和良好的时尚品味，但性格却稳重、温柔得多，除了是伟大丈夫“背后的女人”，更是聪明孩子们的好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