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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传播：表演的艺术 ——欧文·戈夫曼的传播思想 作者： 芮必峰 关键词： 人际传播 整个世界是一个舞台， 所有男女不过是这舞台上的演员， 他们各有自己的活动场所， 一个人在其一生中要扮演很多角色。 ——莎士比亚《皆大欢喜》。 如果将米德、库利视为符号互动论的第一代代表人物，布鲁默就是第二代代表人物，而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 1922-1982）则属于第三代代表人物。与早期的符号互动论者一样，戈夫曼并不关心客观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对人类行为的影响，而是将注意力集中于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符号互动。阅读戈夫曼的著作，人们很容易联想到上述莎翁的著名比喻，故社会学界将戈夫曼的理论称之为“拟剧理论”或“戏剧理论”。然而，不管戈夫曼的理论表面看多么新颖、有趣，其理论原则与詹姆士、米德、库利等创立的符号互动论则是一脉相承的。不同的是，早期符号互动理论强调人们获得和使用符号的能力，敏锐且正确地指出了人际传播与“物际”传播的重要区别，其研究重点在“符号”； 而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人们如何运用符号预先设计或展示在他人面前的形象，即如何利用符号进行表演，并使表演取得良好效果，其研究重点在“互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互相直接见面的时候，一个人与另一个人行动的交互影响。”[1]本文不打算全面介绍戈夫曼的社会学观点，而是试图透过戈夫曼的拟剧理论探讨人际传播的内涵和特点。 一、表演人生 真诚通常被视为人的美德，但在戈夫曼看来，我们全都是一些假戏真做、装腔作势的骗子。人一生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演戏，目的是赢得观众的认可乃至喝彩。例如，一位中产阶级家庭主妇，认真地准备她要举办的家宴，精心地打扫她的房间，挑选合适的衣服，梳妆打扮等，所有这些都是表演，目的在于想留给客人一个良好的印象，那就是她是一位富有魅力、和善而称职的主妇。在宴会上，她热情大方地招呼着每一位客人，尽量避免单独和某人谈话而冷落了别的客人，注意对所出现的任何意外情况表现出宽容态度，极力掩饰自己的疲劳或对个别客人的不满情绪。当客人们走光后，这位主妇会一反风度偏偏的举止，踢掉高跟鞋，懒散地倒在沙发上，冲着丈夫发泄自己的不满。所有的人际互动中都含有这种表演和做戏的成分。青年男女在异性面前竭力表现自己的才华与美貌；律师在法庭辩论中努力展示自己的雄辩；职员在上司进来时尽量表现出忙碌的样子等等。人生是一场表演，社会是一个舞台。戈夫曼的全部著作都是以这样一个基本观点为前提的。 当然，表演本身又分两种。一种是不知道自己在表演，即不自觉的表演；另一种是知道自己在表演，即自觉的表演。戈夫曼把前一种表演称之为“真诚的”表演，后一种表演称之为“玩世不恭的”表演。举例说，一个玩世不恭的男人为了使女人相信他的爱是真诚的，可能有意识地表现出手足无措；但一个真诚的爱人表现的手足无措则可能是不自觉的。这里的问题是：在具体的人际传播中，我们无法从外部判断一个人的行为究竟是真诚的还是玩世不恭的，因为两种表演的区别深置于表演者的内心世界，只要表演者的演技高明，别人就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惟有表演者自己知道。这就是人际传播的困难所在：他表现的像朋友一样，但我却无法断定他究竟是不是朋友；她表现的像爱人一样，但我却不知道她究竟是真爱还是假爱。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戈夫曼才以科学家的眼光冷静审视人类行为，大量搜集人际互动的经验材料，深入分析人类通过使用符号进行表演的复杂过程。他无情地剥去了人类神圣的外衣，这多少使我们感到有些局促不安。 更让人不安的是，上述带有欺骗性的表演并不仅仅表现在人类行为的经验层面上，而且还有某种深层次的先验根源。当代许多哲学家倾向于将制造和使用符号视为人的基本特征，卡西尔更是明确地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如果我们承认学会使用符号在我们成为“人”方面的重要性，如果我们承认学会使用符号对于维持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社会和文化体系的必要性，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符号的属性在一定意义上昭示甚至决定着人性。的确，“除了在一切动物种属中都可以看到的感受器系统和效应器系统以外，在人那里还可发现可称之为符号系统的第三环节，它存在于这两个系统之间。这个新的获得物改变了整个的人类生活。”[2]从一定意义上说，符号本身就具有某种欺骗性，符号的基本属性就在于是其非是。杨柳依依如果仅仅是杨柳依依就不是符号，只有当它表示或象征离情别意时才是符号；分开伸出食指和中指如果仅仅是伸出两个指头也不是符号，而只是在表示庆贺胜利时才成为符号。所以艾柯将符号学定义为“原则上是一门研究旨在撒谎而可以利用的一切事物的学科”，因此符号也就是“能用来撒谎”的事物。符号能力的获得使我们永远地脱离了单纯的物理世界，“人的符号活动能力进展多少，物理实在似乎也就相应地退却多少”。[3]从上述意义看，符号是“假的”，所以人类在某种意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