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伦理与“十七年”文学生态论文.docVIP

　　社会主义伦理与“十七年”文学生态论文 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第一次文代会”），启动了除台港澳地区之外的全国范围内的中国新文学的“一体化”工程，文学生态由此发生历史性的变化：新文学已形成的多样性种态、多元共生的文学态势被“新的人民的文艺”的硬性提倡、革命文艺的一统天下的局面所取代。虽然由于新文学传统的顽强延续，十七年文学并没做到完全整齐划一，但政治意志对文学的占有一直没有停止过努力，从政治需要出发而建立一整套文学规范①，对文艺生产进行了有效的统制，在力量严重不对等的文学冲突② 过程中..，原本多彩的文学世界逐渐单色化，红色写作③ 成了无与抗衡的文学主流，成功地建构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形态，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着意追求的新型文化生态的象征。红色写作的成就是以可以与之在民族新文化建构中形成功能互补的其他各种写作④ 的胎死或夭折为代价的。这种不正常（不平衡）的文学生态造成的精神后果在当下的文化困境与文化颓败中有迹可寻。 十七年文学发展过程，的确是毛泽东文学思想得以全面实践、新文化理想谋求全面实现的过程，也是革命领袖人物在取得革命的阶段性胜利后建立文化领导权的过程。在延安时期与毛泽东在文学的政治化理想上达成默契的周扬，作为党在文艺界的挂帅人物（另一人物是胡乔木，身份要暧昧一些），多数时候走在前台，现场指挥了“革命的民族文化”大厦的建设。第一次文代会上他所做的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为由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发展而来的社会主义文学勾画了蓝图。这一文学蓝图是《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已设计好的图纸的放大，在解放区已经有了一些建筑样板，现在则可以利用政体的力量，利用国家化的人力、物力、财力全面开工建造了。以人民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雄辩事实，以胜利者集团的发言人身份，周扬在报告里申明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文学方向：“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⑤ 方向的正确性不容置疑，无须论证（不证自明）。这一武断的表述其根据来自这个文艺方向的本身——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人民”是上帝⑥，上帝的代言人，可以用宣喻的口气说话。 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是以巨大的伦理优势来同时掌握两支军队⑦ 的。第一次文代会是在新中国尚未宣布成立、新政权正紧锣密鼓准备登台的情况下召开的。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即将掌握国器的中共主要领导人，都出席了这一个文艺方面的会议，或讲话，或做报告⑧。这固然是一个先进政党在领导革命斗争时惯于舆论先行的经验的再一次运用，而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构建来看，这样的阵势先声夺人，在一个新生的国家里，政治已实行了对文学的君临，它表明受到高度重视的文学绝非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文学的性质、作用与功能、对象与主体，都经过了新的确认，也意味着文学的生产与管理方式、文学产品的传播与接受，都要被纳入国家体制，文学的创作、阅读与批评，不再是个人的精神行为，不带有自发性，也不再拥有高度的自由。而褫夺文学的私人性将其充入公共空间，其合法性在于这样做是为了神圣的人民，是革命的需要。在毛泽东的人生意识和政治话语中，“革命”和“人民”是两个须臾不离的主题词，人民是其目的，革命是其手段，伴随了毛全部的政治生涯。在这次文代会上，毛的简短的讲话就表露了这位目标高远、意志坚毅的革命家同人民建立的伦理关系，它的实际效果是使革命获得了巨大的伦理优势。他说：“同志们，今天我来欢迎你们。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再讲一声，我们欢迎你们。”⑨ 在短短的几句话里，“人民”出现了七次。与其说是有意强调，不如说是毛个人的“人民情结”的不经意的流露。而这里预告的一个不容抗拒的现实是，在新中国，政权的掌握者与文学艺术家是一种主客关系（人称的使用大有奥妙，“我们”——作为先锋队和人民的领路人的政党和她的领袖——以主体自居，“你们”——从事文艺工作的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革命知识分子——自然就只能是客体了。不平等的文化关系被公然建立起来。文化领导权似乎来自天授，天就是“上帝”——人民。在“你们 ”“ 我们”的表述中，由于“我们”=“人民”，“你们”也就成了新社会、新时代的一个“异在”，这是历史唯物论话语的必然推演结果。文艺工作者处于被改造的政治地位再一次得到明确。称谓中还有一个单数的“我”，但这个“我”正是复数“我们”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