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的上海滩密谋案例.doc

1927年的上海滩密谋 安德烈·马尔罗笔下的上海滩（《征服者》三部曲）鱼龙混杂，成群结队的欧洲冒险家在大英帝国的落日余晖下捕食。虚无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是他亲睐的英雄人物，不断向拜占庭太监式的共产国际阴谋家挑战。后者虽然冷酷、强大、阴暗，却总是功亏一篑。黄面孔的苦力和士兵像皮萨罗时代的成千上万名印第安人，只是数百名白人的陪衬和背景，像足球场外的观众一样无足轻重。反对苏联专制、坚持“共产主义与自由”的欧洲原教旨左派就是这样看待东方的。 苏联人当然不会这样看待自己。他们知道“共产主义与自由”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站不住脚，只是资产阶级少爷的青春期游戏。这些少爷玩腻了cult，就会以无产者的粗鲁和残酷为借口，傲娇地逃回资产阶级爸爸家里吃肥牛犊。马尔罗后来笔直地投入戴高乐的怀抱，应验了他们的判断。他们知道真正的无产阶级参加革命不是为了找刺激，在黑帮和苦力的世界玩弄马基雅维利主义，不是诚实清白的人能够胜任的。列宁主义者强调自我修养，就是要打破资产阶级灌输的迂腐道德。革命在粉碎旧世界的过程中，也要粉碎自己内心残存的旧道德。 远东共和国和尼克尔斯基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李大钊留下的第一批孢子开始在冬虫夏草体内萌发菌丝。北京部以教育部和国民军为主要渗透对象，通过张克侠和刘和珍这样的中级干部，将共产国际的网络编织到基层，形成了大帅们和总长们无法控制的第二重地下指挥系统。满洲部以北满铁路的本地职员和俄罗斯侨民社区为传播媒介，建立了平行于鲍罗廷和维经斯基的直属组织。《奉俄协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将上述两个中继站从白俄手中夺过来，然后才有可能向奉军渗透。汉口部以铁路工会和新派军官为主要渗透目标，由于官僚主义的计算错误（也可能是由于莫斯科过高估计了吴佩孚的强大），得到了接近北京和上海标准的津贴，在物价远为低廉的湖北过上了土豪劣绅都会羡慕的奢侈生活。他们在汉口留下的据点比附近昙华林的欧洲人住宅宽大五六倍，气派和装修足以让苏州绅士满意。书记员都能分享每顿七道菜的美餐，自命清高的吴大帅很少享受这样的口福。鉴于这些人接受共产国际征募以前不过是穷困潦倒的阁楼小文人，这段阴差阳错的幸福生活一定给他们并不令人羡慕的余生留下了温暖的回忆。 上海是帝国主义在远东的统治中心，地位非常特殊而重要。远东共和国和西伯利亚局（李大钊和陈独秀最初的领导）解散，标志着共产国际放弃了她的白手套。1926年，执行委员会决定直接领导上海远东局。远东局继承了远东共和国的全部辖区，而且将指挥中心移到了俄罗斯原有边界之外，含蓄地体现了条约体系在远东的退缩。远东局的下属机构包括中国、日本、朝鲜的共产党，台湾共产党以日本共产党民族支部身份到上海述职。拉菲斯出任远东局书记，维经斯基出任主席，列戈尔、福京任委员。1929年，埃斯勒主持远东局。1930年，米夫继任远东局书记。1932年，艾维特接替米夫。二十年代中叶，上海远东局主要依靠另外两个中继站。一是上海的东正教会，以安利烈·帕夫洛维奇·虞（虞洽卿）为主要代理人。二是长期依靠青帮保护的上海工人，以李立三为主要代理人。 超级间谍佐尔格在远东局度过了他的学徒时代，后来声称远东局包括“政治部”和“组织科”两个互不统属的体系。政治部像钦差大臣和神学家，负责传达共产国际的圣旨，依据远东当时的具体形势予以解释。他们的纪录有程式化的倾向，通常始于歌颂上级领导的英明正确，终于论证自己的方略为什么完全符合领导指示的精神。后来所谓的党八股和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脱胎于政治部。组织部除了名字以外，工作内容跟间谍组织没有丝毫区别。他们给远东各支部转发经费，经理和保护邮件、无线电和其他秘密通讯路线，打理情报搜集和下线发展业务，负责内部安保工作，管理会议纪录和档案文件的保存和保密工作。黄面孔的小兄弟位于等级制度的两端，不是陈独秀这样的花瓶，就是打杂的苦力。中层干部几乎全是“远方”的来客，德国人和俄国人占据了最大的比例和最重要的位置。苦力对他们的领导似乎不是很心悦诚服，发明了一系列毫无敬意可言的黑话：“党毛子”或“大毛子”（共产国际政治代表）、“小毛子”（少共国际代表）、“工毛子”（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太平洋毛子”（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代表）。在这些方面，马尔罗的小说明显比蛋头学者的论文更加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气氛。 上海纳税人会议并非不了解共产国际的活动，一开始就知道李立三和青帮大佬常玉清、王汉良的密切关系是他获得共产国际重用的主要资本。英国警务处的报告称：“青红帮与工运鼓吹者相联合……效忠于李立三。”他们袖手旁观，一方面是因为欧洲列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另一方面是因为北京政府利用群众运动排外的明显倾向。国共两党后来声称北京政府勾结帝国主义迫害他们，实际情况恰好相反。没有北京方面的秘密配合，他们的初期工作是不会这么顺利的。李立三经常奔走于陈独秀、虞洽卿和李思浩之间，后者是段祺瑞的灵魂和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