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8226;阿特伍德在中国的译介.docVIP

玛格丽特#8226;阿特伍德在中国的译介 　　摘 要: 随着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国内学者对她的关注也日益密切。本文拟对阿特伍德在中国的译介情况作出大致的梳理,同时也分析当代文化因素对阿特伍德译介的重大影响,以期更好地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 　　关键词: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译介 特点 原因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 )是近年来在国际上享有一定声誉的加拿大作家,笔耕不辍,频频获奖,被称为“加拿大文学皇后”。迄今为止,她已经创作了14部诗集?p13部长篇小说?p6部短篇小说集和3部文学评论集,并主编了《牛津加拿大英语诗歌》、《牛津加拿大英语短篇小说》等文集,此外还撰写了不少广播?p电视?p戏剧和儿童文学作品。同时,她还热心于加拿大的文化事业,推进了独立的加拿大民族文化的发展,并应邀参加各国的演讲,扩大了加拿大的影响,被列在“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一百位加拿大人”的第五位。从1981年黄仲文在《外国文学》上介绍阿特伍德以来,国内学者对她的关注一直都没有停止。尤其近年来,随着阿特伍德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我国学者也意识到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重要性,对她的关注和研究日益增长,译介、出版了阿特伍德的各种专著,发表大量的相关研究论文。但是,纵观阿特伍德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史,国内学者对阿特伍德在国内的译介情况和研究成果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梳理和分析,这对于我们从事阿特伍德研究有着很大不便。因此,笔者拟对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中国的译介情况进行梳理和分析,总结出阿特伍德在国内的译介特点,找出其原因,分析其贡献和不足。 　　由于国内学者对阿特伍德的译介在1994年以前以诗歌和短篇小说为主,1994年到2003年之间以长篇小说为主,2004年之后其作品的译介较为稳定和全面,因此,笔者即以1994年和2003年为界点,依据所能收集到的史料(包括散见在各种期刊、杂志上的单篇译作、作品专著和文学史等),以及社会发展的大背景(包括文学的自身发展、意识形态和文化语境等)对内地译坛和接受的影响,通过梳理阿特伍德及其作品从20世纪80年代到今天在国内学界的译介和接受,以求探讨其译介和接受发展的轨迹。(由于条件所限,本文所用材料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港澳台地区不包括在内) 　　一、1994年之前:起步阶段 　　1978年国内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在这种宽松的社会环境下,此前一直禁止的外国文学作品开始大量涌入中国,国内文坛出现新鲜的气息。在这时期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中,英美国家的作品占有绝对的优势,虽然加拿大和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但处于第三世界的加拿大文学在一开始并没有受到重视。直到首批于1978年派往加拿大出国留学的学者学成回国,加拿大文学作品才开始在国内翻译。即使这样,由于当时较注重作品所体现的意识形态问题,阿特伍德的作品并没有专门译介,只是和其他加拿大作家的作品一起被介绍到国内。而且译介的作品以短篇小说和诗歌为主,占阿特伍德这时期译介总量的90%左右,而短篇小说有10篇之多,是阿特伍德短篇小说整个汉译中翻译最多的一个时期。 　　阿特伍德作品的汉译最早见于发表在1983年第6期的《世界文学》“加拿大文学专辑”中的短篇小说《从火星上来的人》和诗歌《塞壬之歌(外三首)》;1984年第12期的《外国文学》中的《加拿大当代诗选》翻译了其诗歌《大街上,爱情》(李文俊译);1985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加拿大短篇小说选》中又一次收录了她的短篇小说《从火星上来的人》;1985年第9期的《外国文学》刊登了诗歌《治疗者》(李文俊译),同时也对这首诗作了评析;1988年第6期《诗刊》中刊登了她的《诗三首》(沈睿译);1990年第1期《外国文学》中有她的短篇小说《我的哥哥》(郭栖庆译);1991年第4期《当代外国文学》中有《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诗五首》(莫雅平译);1993年第6期《外国文学》中有《诗三首》(刘文荣译),第4期《外国文学》中的短篇小说《幸福的结局》(沈睿译)、《食罪者》(沈睿译)、《事到临头》(曾诚译)和《铅的时代》(曾诚译);1994年第4期《译林》刊登了《拓荒者的理智渐渐失去(组诗)》(禾子译),第5期《世界文学》中刊载了她的《女性身体(外一篇)》;同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加拿大女作家短篇小说选》中有她的短篇小说《紧急关头》(又名《事到临头》)和《舞会》。 　　这时期国内学者关于阿特伍德长篇小说的译介只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假象》(赵雅华、李英恒译)和《可食用的女人》(蒋立珠、丁兴华译)两种,评论集只出版了《幸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这说明国内对阿特伍德的译介是滞后和稚嫩的,还不到其创作总量的十分之一,所译介的诗歌和短篇小说虽然已经有了一本(诗)多译的情况,但是大多没有交代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