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汉语中联合式复音词多于其他复音词的原因.docVIP

论古代汉语中联合式复音词多于其他复音词的原因 　　摘 要： 在古代汉语中，复音词从语法构词中的语序构词角度可以分为联合式、偏正式、补充式、表述式、支配式五种基本类型，其中复音词中的联合式复音词的数量和构词速度远远超过其他几种形式，这一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本文从语言内部的语音、训诂、语法、修辞几个方面探寻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关键词： 古代汉语 复音词 联合式 形成原因 　　 　　我们在研究古代汉语的复音词的构词类型中会发现这么一个现象：不论是先秦时期，还是中古时期，随着单音词双音化这种趋势，复音词中的联合式复音词的数量和构词速度远远高于支配式、表述式、补充式等其他形式的复音词。我从语言内部的语音、训诂、语法、修辞几个方面，对这一现象的形成原因加以分析。 　　古代汉语词汇的一大特点就是单音节词占优势，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语言自身的发展需要，单音词复音化的趋势难以阻挡。在形成的众多复音词中，按不同的标准可以把复音词分为不同类型。我们从语法构词中的语序构词角度，把古代汉语中的复音词分为联合式、偏正式、补充式、表述式、支配式五种基本类型。现在有很多学者对古代汉语不同阶段的复音词的研究发现，联合式复音词多于其他类型的复音词这一现象是存在的，如下表的数据所示①： 　　 　　从上面的图表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的代表作品中，还是在出土文献的《敦煌变文集》中，联合式和偏正式复音词要远远多于其他类型复音词。在联合式和偏正式复音词中，联合式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处于领先地位。 　　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原因，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究竟有哪些？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语音 　　一般而言，学术界把并列式复音词分为三大类：同义并列式复音词、类义并列式复音词、反义类并列式复音词，这三类并列式复音词在形成之前，有一个最大的先决条件，就是现实中存在大量的同义、类义、反义单音词，可以这么说：“同义、类义、反义单音词的高频出现，是并列双音词大量产生的前提和基础。”②而在这一点上，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同义、类义、反义的单音词往往存在着语音上的关系，即我们在造复音词的时候，最先选用一些语音相近、意义相通的单音词作为并列复音词的构词语素，而其他类型的复音词是很难具备这样的条件的。对于同义和类义来说，在古代有些音近义通的单音词，它们往往就是第一批形成并列复音词的语素。如《尔雅?释姿容》的声训的例子：“负，背也，置项背也。”负和背在上古是有语音关系的，而它们很快也就形成了一个并列复音词“背负”，如《庄子?逍遥游》：“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而对于反义的并列复音词，它们在语音上也存在这对立关系。饶尚宽先生在对《尚书》、《周易》、《诗经》、《老子》、《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等八部先秦典籍的单音节反义词的调查中发现③： 　　 　　由此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在先秦时期，反义词中声韵相关的多达四分之三。何九盈、和蒋绍愚先生提出“义反音亦反”的概念，并认为：“大概我们的祖先在进行造词活动时，充分发挥了汉语语音的特点，对意义相反的词，力图从语音上划出一条明显的界限来……”从两位先生的话中，我们能够知道，古汉语中单音节反义词的确存在着语音上的对应关系，这样也为大量形成反义并列复音词提供了物质条件。 　　二、训诂 　　古代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人们在理解训释这些词时，往往采用同义相训的方法。如《尔雅》就是一部同义相训的类义词典。传统训诂学中有“互训”、“同训”、“递训”之类的术语，它们主要就是解释同义关系，如：互训――《说文》：“饥，饿也。”“饿，饥也。”同训――《说文》：“禄，福也。”“祥，福也。”“祉，福也。”递训――《庄子?齐物论》：“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所以同义相训也为同义、类义并列式复音词的形成提供了很好的途径。正如所举的例子中，形成了“饥饿、更改、反复、福禄、福祉、通用”等并列复音词。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在古汉语并列式复音词中，同义、类义型要比反义型的并列复音词多出很多。据张博生先生统计的先秦时期的三种并列式复音词的比重如下表： 　　 　　 　　从上表数据可以看出，同义并列在上古汉语双音节组合中具有明显的强势地位。所以训释方法是并列式复音词多于其他类型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语法 　　对于古汉这五种基本类型的划分，主要是依据语法手段中的词序标准。在这五种基本类型中，并列式复音词之所以比重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并列成分之间的词性和用法往往是一致的。“词性和用法都具有一致性的单音词，一般都出现在相同的句法位置上，连用在一起时，容易被看成一个整体来理解，加上韵律的制约和双音音步的‘梏化作用’，不论并连在一起的成分之间的意义是相同、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