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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利共赢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战略[摘要]目前，中国已经参加了APEC等论坛性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并且与东盟等经济体开展了机制性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但是，其合作实施仍存在缺乏整体战略规划、共赢性措施使用不足等问题，需要结合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进行调整。中国应该在全面参与多层次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过程中，采取差异化、渐进的策略，通过加强总体规划、完善组织结构、明确微观主体等方式，提升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总体水平 [关键词]区域经济合作政策；互利共赢；对外开放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20(2009)05―0645―05 受“不结盟”政策的影响，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国才开始利用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平台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2001年5月，中国加入亚太贸易协定(前身为曼谷协定)，拉开了参与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序幕。随着中国外经贸的高速发展，经贸摩擦、环境与贸易冲突等引起的负面影响逐一显现，调整对外开放战略迫在眉睫。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建议中，首次提出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200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要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作为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也相应进行了调整。2007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要实施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FTA)战略。2009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两会”政府报告中肯定了中国在自由贸易区建设方面取得的进展，并在2009年工作部署中提出要进一步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妥善应对贸易摩擦，以营造良好的国际经贸环境。因此，如何从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落实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成为中国进一步实施对外开放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互利共赢机制 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泛指不同主权国家或者地区之间的跨国界的区域经济合作，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或者地区在跨国界的经济地域或者特定经济地域进行经济分工活动的总称(第2页)，包括贸易投资自由化、经济与技术合作、政策协调和建立超国家组织等内容。其中，贸易投资自由化是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一)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互利基础 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推进，直接减少了合作方之间要素流动的障碍，减少了相互间交易的成本。按照杨小凯的观点，分工水平和市场容量同时被交易效率决定，如果交易成本出现下降，交易效率得到提高，分工带来的好处则有可能会超过交易费用，使得高水平分工和完全分工变得更有利，分工经济得以实现，具体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第65页)。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削减参与方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推动地区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就是为了提高地区的交易效率、减少交易成本，为更有效地实现分工经济提供市场基础。除了分工经济之外，区域经济合作的参与方还可以增加自身在国际谈判中讨价还价的能力、获得影响贸易条件的能力等。这些“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superadditiyity)构成了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互利基础 (二)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共赢条件 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政策的互利性并不一定能够实现共赢。按照古典经济学的假设，要素在部门之间的自由流动且无成本，贸易自由化之后，各参与方按照比较优势进一步实施专业化生产。原进LI部门的生产要素向出口部门流动，所有人都将从中获益。但事实上，生产要素流动的不充分，使得贸易自由化催生的生产结构调整并不能在瞬间实现。换言之，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各方还将承受相应的调整成本。一般认为，调整成本是贸易改革过程中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转移所产生的广泛的、短期的潜在不利后果，或者狭义的界定为资源从一个部门向另一个部门转移的成本，主要包括劳动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其他要素市场的调整成本。它是引发社会问题的根源，也是贸易自由化遭致反对的原因。调整成本越集中于少部分集体，贸易自由化遭遇到的反对也将越大。特殊利益集团游说政府给予保护，动机就是调整的成本和损失，损失越大，游说的强度就越大，贸易自由化的阻力也越大。从政府角度来看，即使调整成本是一次性的，贸易收益是长期延续的，由于调整成本必须在当期支付，贸易利益的获取有时间滞后，政策制定也将面对局部调整成本，如失业，而不是自由化的长期效应，如出口部门的就业创造，保护政策供给具有必然的倾向性(第70页)。正是由于调整成本的存在，不同主体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所受影响亦有不同，导致贸易自由化政策非中性特征的存在。如要实现共赢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必须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之外开展其他合作，对受损集体给予补充，或者在开展合作之前进行相应的政策没计，最大限度地减少调整成本 (三)互利共赢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