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姐妹》及《圣恩》看乔伊斯文化焦虑.docVIP

从《姐妹》及《圣恩》看乔伊斯文化焦虑摘要：在乔伊斯看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些生活在殖民文化语境下的爱尔兰芸芸众生无论如何都无法摆脱生存的困境，他们都患上了一种精神“瘫痪”的痼疾。因此，用文学的形式来揭露这种痼疾，把国人从麻木不仁中唤醒，便成为了他的艺术使命和道德担当。其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中的《姐妹》和《圣恩》揭示的就是爱尔兰民族文化心理的瘫痪。乔伊斯对这种瘫痪的现状有着深深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又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根由，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焦虑 关键词：乔伊斯；《姐妹》；《圣恩》；精神瘫痪；文化焦虑 中图分类号：1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1)04-0136-07 《都柏林人》(Dubliner)是爱尔兰现代主义小说大师詹姆斯15个故事，大约完成于1904-1907年间。乔伊斯原来打算只写12篇，后来在结集成书出版时又增加了3篇(《两个骑士》《一片小云》《亡人》)。最早的3篇(《姐妹》《伊芙琳》《车赛之后》)是应当时的文化名流拉塞尔(George Russell)之约，用斯蒂芬(stephenDedalus)的笔名，分别于1904年8月13日、9月10日和12月17日发表在拉塞尔主编的《爱尔兰家园》(The lrish Homestead)周报上。这家周报的主要读者群体是爱尔兰农民，不料，这些小说在发表之后不断有读者写信给报社，表达他们的“震惊”与“不满”，该报不再愿意发表乔伊斯的其他小说。这样一来，《都柏林人》从创作、刊发到结集成书出版，经历了近十年漫长而艰难的历程 从读者的“震惊”和“不满”到《爱尔兰家园》报社的不再发稿和出版商的一再拖延，表明《都柏林人》这部作品具有“不入流”的文学性质。它之所以“不入流”，在于乔伊斯没有刻意“迎合大众的喜好”，在于其力图“摆脱周围粗俗的影响”，没有宣扬“迷迷糊糊的狂热激情”，没有“乖巧的曲意奉承”，没有因为“虚荣和庸俗的追求而一味地讨好卖乖”。他的这种文学取向在20世纪初的爱尔兰显得有些“不识时务”。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下，爱尔兰的民族意识高涨，各种民族主义思潮大行其道，在政治上以去殖民化寻求民族独立、在文化上以去英国化来构建民族文化身份的呼声不绝于耳。政治家阿瑟(Arthur Griffith)致力于组建旨在推动民族独立的新芬党(在盖尔语中，“Sinn Fein”的意思是“我们自己”)。道格拉斯(Douglas Hyde)成立了旨在复兴爱尔兰母语的盖尔语协会(the Gaelic League)。莫伦(D.P.Moran)创办了当时极具影响力的报刊《领袖》(TheLeader)，宣扬建立以“天主教意识和不同天主教传统”为主体的“爱尔兰人的爱尔兰”。叶芝、格雷戈里夫人、拉塞尔等文学名流，缅怀凯尔特昔日的辉煌，挖掘爱尔兰的神话、传说和民俗中丰富的素材，弘扬民族文化、讴歌民族精神，希望激活被历史尘封的文化传统来实现爱尔兰的文艺复兴。叶芝甚至宣称：“没有民族性就没有伟大的文学，没有文学也就没有伟大的民族”。乔伊斯对民族主义虽然有些同情，甚至认为新芬党的“政策会使爱尔兰十分受益”。他敬重叶芝的文学才华，曾在1899年5月拒绝参与同学们抗议叶芝剧目《凯瑟琳伯爵夫人》(The Countess Cathleen)的活动。但是，他对盖尔语复兴和文艺复兴运动没有太大的兴趣。在他看来，“像古埃及一样，古爱尔兰也已经死去，它的哀歌已经唱完，它的墓碑也已经封牢”。他进而转述王尔德对叶芝所说的话：“我们爱尔兰人什么事都没做成，但是我们是自古希腊人的时代以来最伟大的空谈家”。显然，乔伊斯对那些怀思古之幽情的文艺创作倾向感到不满，对那些不敢正视爱尔兰社会现实和民族文化劣根性的文学作品深感焦虑，他不想把《都柏林人》写成一部美化爱尔兰历史文化传统的“空谈”之作，他坚信～个作家的目的就是要描写他那个时代的生活” 《都柏林人》是一部直面爱尔兰的社会现实、痛陈爱尔兰民族文化劣根性的现实主义杰作。但是，在表现方式和艺术技巧上，它又是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完美结合。这部作品取材于乔伊斯早年的生活经历和所见所闻，其时代背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间上限为1895年，下限为1905年)，场景为爱尔兰首都都柏林这座“存在了几千年的欧洲之都”“面积差不多是威尼斯的三倍”和“大不列颠帝国的第二大城市”，叙事对象主要是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中下层爱尔兰人。15个故事虽然都单独成篇，每篇都有自己独立的情节和主题结构，每篇都“讲述一个类似的故事”，“记载一次未遂的努力”，“叙述一次受阻的欲望”，设置一个或多个“显现”(epiphany)。但是，这些故事按照一个人的成长年表与社会活动(从童年、青年、成年到社会生活)，并“以相互关联的主题与意象动机为基础”，组成一个类似于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