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爱》看顾长卫电影世界.docVIP

从《最爱》看顾长卫电影世界提要　本文从顾长卫的新片《最爱》着手，并与《孔雀》、《立春》两部影片比较分析，探讨了顾长卫电影的空间设置、人物塑造和主题价值。顾长卫的电影以其贴近现实的创作态度，在喧嚣的商业大片洪流中，因其稀少而尤显弥足珍贵。 关键词　《孔雀》《立春》《最爱》　空间　人物　主题 　　中图分类号　G220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罗勤，四川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博士，成都610000 　　 　　摄而优则导的顾长卫，与国产片大腕级导演张艺谋、陈凯歌同为“78班”同学，早在“第五代”横空出世时，顾长卫就为他们掌镜并屡获嘉奖。从1983年开始做摄影这一行，直到2003年开拍他的第一部影片《孔雀》，顾长卫用了20年的时间从摄影转行导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做什么都比别人慢半拍”，然而这“慢半拍”的效果却是三部由他导演的作品――《孔雀》(2005)、《立春》(2007)、《最爱》(2011)――皆为上乘之作。关注普通人甚至社会底层人、边缘人的视角，饱含人文关怀、现实主义的批判力度，是他一以贯之的精神主线，也是作为观众的我们在视觉轰炸的商业大片当中能够看到的难能可贵的导演品质。《最爱》延续了顾长卫一贯的风格，题材尖锐敏感、情节曲折丰富、角色性格鲜明独立。但是，虽不忍批判《最爱》，其败笔仍显而易见，包括支离破碎的叙事结构、铺垫不足的爱情主线、众生相展开却未“立”起来等等。下面，笔者将从《最爱》着手，并与《孔雀》、《立春》两部影片比较分析，探讨顾长卫的电影世界。 　一、空间之美：封闭空间中的极端情境 　　 　　顾长卫的首部影片《孔雀》和第二部影片《立春》都把故事的发生地安置在了鹤阳――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然而它却是中国成千上万个小城镇的缩影，这颇有点第五代“寓言化”的意思，就像张艺谋《红高梁》里的十八里坡，《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陈家大宅院，《菊豆》里的大染房，陈凯歌《黄土地》里的陕北黄土高坡，《孩子王》里的群山环抱的小山岳，《边走边唱》里的中国偏远不知名村庄等。但是作为“第五代”的掌镜人，顾长卫手执导筒的时候，这样的中国“小城(镇)”图景，显然不同于“第五代”抽象、游离历史背景的空间设置，而是贴近现实，折射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小城(镇)”发展变化。顾长卫影片里的“小城(镇)”成为一种符号，它在外界的刺激和推动作用下，小城里的人们渴望走出去，成为大都市里的一份子。 《孔雀》中的姐姐，想尽一切办法逃离自己的家，在征伞兵入伍失败后，她亲手缝制了，一顶浅蓝色降落伞，用自行车拖拽起那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当姐姐被她的母亲拉扯着降落伞从自行车上跌落时，姐姐连同她的梦想狼狈不堪地破碎一地。《立春》里的王彩玲热爱歌剧，然而这门技艺在这个小城就像六指一样显得那样多余，每每看到她所居住的小城有人走出去，甭管那人去哪儿，她都特羡慕，能够走出这个小城，有一个北京户口，是她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最爱》里的商琴琴之所以染上“热病”是想买一瓶洗发水，像城里人一样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小城(镇)”里的人对外界都充满了想象与渴望，把故事的发生地放置在相对封闭的空间环境也有利于在一种极端化情境下铺展出冲突性极强的个人与环境、个人与个人的对峙。学者金丹元也同样认为“由于小城(镇)的民风朴实，自然真切，又是极易引发变异，产生新的冲突，从而引起人们对现实和自我进行追问的特殊环境。”这种追问一直延续到了《最爱》。 《最爱》的故事发生地在河南一个偏僻的村庄，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环境里有一个与外界联系紧密的人物――齐全(濮存昕饰)，他是乡村与城市联系的纽带，也是“祸害”的源头，正是由于他从中牵线搭桥鼓励乡亲们卖血，导致乡亲们被染上热病(艾滋病)。村庄本来就相对封闭狭仄，而这个艾滋病群体更是陷入了一种孤岛的生存境遇，与外界隔绝，与希望隔绝，在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面前每个人的选择也给“向死而生”的观众提出了反思。我们每个人都如海德格尔所说“向死而生”，但死亡并没有那么真切，而身患艾滋病的村民们却是结结实实地体验着死亡就像影子一样贴身而行，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感知这个世界和审视自己的方式都会悄然发生改变，人性的善与恶、美与丑会以井喷式的状态集中凸显出来。正因此，我们看到齐全丧尽天良让全村人染上热病后又砍伐村里的树，做起棺材生意，而他的父亲“老柱柱”向全村人跪地磕头，在废弃的学校里尽心照顾染上热病的乡亲。 如若不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环境中以一种极端化情境来展开，人物与环境、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冲突性可能就没有如此强大，对观众带来的震撼也没有如此力度。在这样的空间里，我们看到了一幅死亡的众生相，这同时也是顾长卫影片的第二个特点，擅长刻画人物群相并尤其突出女性角色。 　二、人物之美：人物群相、突出女性 　　 　　从《孔雀》到《立春》再到《最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