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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家族记忆及村落秩序【摘要】家族反映了农村中最为复杂和最为敏感的社会关系，上至乡镇对农村自治去行政化影响，中指农村基层组织政权建设管理模式，下至初级社会关系――亲朋和邻里关系协存形态，因此家族记忆研究将更好的梳理家族发展，其中家谱作为家族重要的“刻写实践”，其从内容和存在的形式上都反映出历来村治现状。 【关键词】家族记忆；秩序；家谱 　　【项目】本文为安徽大学研究生学术创新研究项目“家族形态演变对村落自洽发展的启示”阶段性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1）03-0076-1.5 　　 　　一、农村家族记忆的演变 　　在此须借用孙德忠教授有关社会记忆的概念来理解家族记忆，所谓社会记忆①“是指人们将在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成果以信息的方式加以编码、储存和重新提取的过程的总称。”因此将家族记忆与社会记忆对比之下，笔者将家族记忆分为三种类型：即家族物化记忆，家族驯化记忆，家族感化记忆。 从家族物化记忆的角度来看，物化形式经历了从简到繁再到简的过程，最初意义上族群的结合只是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通过共同狩猎的工具以及简陋的住所等作为记忆的实物形式，以形成区别于其他聚落的物化方式；随着社会分工的加深和人口规模的扩大，家族记忆的文化意义逐渐加大，群居社会不同家族的支配意识增强，家族记忆的物化形式日趋多样，如家谱、宗祠、修庙、聚落建筑等等；家族规模的扩大，家族内部人员的高流动性导致家族在现代社会中的内聚力下降，“集中力量办大事”缺少了应有的条件，家族记忆的物化形式逐渐消退。因此可以看出物化记忆与家族的规模及内聚程度有关。 从家族驯化记忆的角度看，驯化记忆产生于政治强力以及自然灾害。项继权教授将家族的政治形态记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西周至春秋初期，周朝分封诸侯形成宗室族权，但随着分封制瓦解，家庭开始从家族获得独立；第二阶段为东汉后魏晋南北朝，家族的典型形式是世族门阀大家族，大家族产生于严峻的土地兼并，我国的大姓宗室繁荣发展；第三阶段为宋元明清时期，家族之间的门第关系逐渐消解。 从家族感化记忆的角度来看，感化记忆建立在物化记忆和驯化记忆的基础上，发端于祖先崇拜继而产生各种纪念仪式，采用家规、族规的驯化手段达到感化之目的，感化记忆因各族而异，通过民间传说和仪式“操演”提高家族的族群认同和凝聚力，随着记忆手段和技术的发展，当今对家族记忆出现了新闻媒体的新形式，从以家族为题材的小说到电影及电视剧，如《红楼梦》、《金粉世家》等。 二、家族记忆（以家谱档案为例）在乡村社会中的建构意义 　　我国是家国同构的宗法社会，家族、宗姓是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形态，家族反映了农村中最为复杂和最为敏感的社会关系，上至乡镇对农村自治去行政化影响，中指农村基层组织政权建设管理模式，下至初级社会关系――亲朋和邻里关系协存形态。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农村中的记忆形式也在变迁，如何使农村地区有价值的记忆得以保留，家谱显然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家谱是农村地区最完备的档案，家谱具有比农村家族中的宗祠、祖文等较大的器物记忆有自身存在的优势，故选择家谱档案作为家族记忆研究的范例。 在此借用罗纳德②“在社会网络中，某些个体之间存在无直接联系或关系间断的现象，从网络整体来看，好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这就是结构洞。”笔者将家谱档案喻指为存在于家族与村落秩序之间的第三方，也即为家族与地方权力之间的“结构洞”。家谱对家族内部人员起着加强族群认同等作用，地方权力出于地方治理的目的急于对家谱进行“解构”，为此家谱就充当了拥有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的第三方，家谱的地位处在官私、新旧社会的竞争中。 家谱的发展由来已久，在周代时家谱档案就由政府设立官员管理，一直到唐末以后官修的家谱逐渐变为私修并变为私人管理，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家族势力被认为是阻碍社会发展的“旧势力”受到打压，家谱的发展也受到影响，但家谱作为研究家族历史记忆的主旋律是不会改变的，梁启超认为“我国乡乡家家有谱，实可谓史学瑰宝。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家谱，俾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也。”家谱在农村地区的代际传承作用依然明显，农村家族记忆还在靠这些物化、驯化、感化的记忆形式发挥着作用，但是这种代际传承性和当今存在的“结构洞”性产生了冲突，由于现代村庄治理的必要以及村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抱团”的家族形态在向家的“原子”态发展，家族历来实现着对农村地区的控制，项继权教授认为“春秋战国以前，表现为周王一族的治理；东汉至南北朝时期表现为豪门大族对社会的控制；宋代以后表现为大众化的家族对社会的管理。”因此，作为家族记忆的家谱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封装了家族从“抱团”走向“原子”、从单一走向多元的特征。 我国家族的组织、作用等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