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银行业资本监管改革及其影响分析.docVIP

我国银行业资本监管改革及其影响分析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银行业体制转轨的现实需求和国际银行业监管制度的变革是推动我国银行业资本监管改革的“双引擎”。本文对我国银行业资本监管改革的主要内容与巴塞尔协议Ⅲ进行了比较，分析了资本监管改革对我国银行业的潜在影响。当前，银行业金融机构应进一步强化资本管理意识、建立多渠道资本补充的长效机制、主动调整经营管理模式和业务结构，不断优化资产结构，切实提高稳健性 关键词：银行业；资本监管；资本充足率；巴塞尔资本协议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９０３１(２０11)12－００42－０4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12.11 一、我国银行业资本监管制度的沿革改革的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银行业改革不断推进，开放程度逐步提高，基本形成了多元化的、开放的、竞争的银行业格局。银行业体制转轨对建立审慎资本监管制度提出了现实需求，并为资本监管制度变迁提供了强大动力[1]。从1998年巴塞尔委员会推出“巴塞尔协议Ⅰ”确立了资本监管在银行业审慎监管中的核心地位以来，国际银行业资本监管制度始终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2]。这为我国资本监管改革提供丰富的可资借鉴的经验。我国银行业体制转轨的现实需求和国际银行业监管制度的变革构成我国银行业资本监管改革的“双引擎” （一）商业化转型与资本监管的早期探索：“巴塞尔协议Ⅰ”的引入 1994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提出建立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实施由国家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的战略性转变。1995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商业银行法》，为推进国有银行改革和加强监管奠定了法律基础。为了顺应银行业商业化改革的趋势，1994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对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通知》，提出了包括资本充足率在内的一系列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指标，并参考“巴塞尔协议Ⅰ”明确了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和最低要求。但是，在当时特定的制度环境下，国家对国有商业银行的隐性担保问题普遍存在，加之当时我国资本监管尚处在探索阶段，资本充足率计算方法风险敏感性差（1996年和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曾两次对资本充足率计算方法进行了局部调整），监管措施安排很不完善，资本监管的约束作用难以有效发挥 （二）市场化转型与资本监管的确立：向“巴塞尔协议Ⅱ”转轨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我国银行体系的脆弱性，拉开了我国银行业新一轮改革的序幕。2001年底，我国正式加入WTO，为加快银行业改革注入了新的动力。2003年，中央政府启动了以市场化为核心的银行业改革，即通过“注资、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造、引入战略投资、境内外上市”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逐步将国有商业银行改造成国有股占主导、公众持股的上市公司和市场化的经营主体。政府还通过批准设立了一批股份制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加快了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改革重组以及引入外资银行等多种方式引入新的市场化主体 随着我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国家为银行业提供的无偿隐性担保逐步弱化，资本充足率作为衡量商业银行风险抵御能力的核心指标的重要性开始凸现。2004年2月，银监会出台了《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对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监管措施以及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修改和完善，初步建立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银行业审慎监管制度。2007年2月，银监会发布了《中国银行业新资本协议实施指导意见》，确立了新资本协议（“巴塞尔协议Ⅱ”）实施的政策框架，明确了新资本协议实施的目标、原则、范围、方法和时间表，标志着我国资本监管向“巴塞尔协议Ⅱ”转轨 （三）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金融监管改革：“巴塞尔协议Ⅱ”和“巴塞尔协议Ⅲ”同步推进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成为继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国际金融危机。危机的爆发推动了各国金融监管制度的快速变革。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先后发布了《强化新资本协议框架的建议》、《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性（征求意见稿）》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就资本监管改革达成了共识。2010年12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正式发布了“巴塞尔协议Ⅲ”，确立了国际银行业资本监管的新标准 随着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完成，我国银行业市场化程度和资本充足率水平大幅上升，银行体系的稳健性和竞争力不断提高，成功地应对了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在资本监管方面，2008年到2010年期间，银监会先后发布了11个与新资本协议实施有关的监管指引。2009年，中国被接纳为巴塞尔委员会的正式成员。作为主要成员国，中国全面参与了国际监管标准的讨论和制订，并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实施“巴塞尔协议Ⅲ”。在这种背景下，2011年8月，银监会发布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