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背景下日常生活诗学.docVIP

战争背景下日常生活诗学摘要：冯至《十四行集》的诞生有其特定的个人与历史境遇。1940年代，隐居昆明乡下躲避战乱的诗人得以与山水自然亲近，通过对自然的观看与冥想，诗人从平凡的境界和熟悉的事物中发现了日常生活“隐藏”的“陌生”和“深远”，由此体悟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十四行集》展示了这种日常生活的诗学境界。而40年代战争的大背景使诗人意识到其个人经验与时代、历史经验紧密联系，民族的苦难与个体生命发生着深切的关联。因此，感时忧世的现实情怀总是若隐若现地渗透在《十四行集》的哲学沉思中。“沉潜在万物的伟大的静息中”，诗人感受到个体生命的坚韧与自觉、自我决断的意识与担当的精神，也感受到一个民族觉醒和复兴的希望 关键词：冯至；《十四行集》；日常生活；战争 早在1920年代，冯至就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而冯至在整个新诗创作上的突出成就，不仅在于“杰出的抒情”，还在于其抒情的衣裳所掩映着的充盈的哲思内核，他“以哲学做为诗歌的底蕴，而以人文的感情为诗歌的经纬”。读冯至的诗，我们像“感觉一朵玫瑰花的香味那样”感受到他的思想。从20年代的《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到40年代的《十四行集》再到50年代的《十年诗抄》以及80年代的《立斜阳集》，冯至诗风流变的轨迹被认为是“一部动人的四重奏”。而这流变中则又有着一以贯之的诗学精神，即以感性凝聚思想，以诗性叩问哲学，追求形象与思想、感性与知性的融合。正如钱钟书所言：“理之在诗，如水中盐、蜜中花，体匿性存，无痕有味，现象无相，立说无说，所谓冥合圆显者也。”作为冯至代表作的《十四行集》更是充分体现了这一诗学精神，甚至被誉为诗化的哲学而受到广泛关注。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十四行集》给出了丰富的阐释，如它同歌德、里尔克思想的关系；它接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它渗透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等。在这些研究基础上，我们感兴趣的是：这样一部诞生于1940年代战争背景下的诗歌作品，它究竟表达了诗人对世界、自我与时代怎样的哲学关照；诗人因何种境遇走向这一诗学境界；《十四行集》的表达方式属于诗人冯至独有，还是对特定生存状态下的知识分子具有一定的示范性意义；在战争与诗歌、战争与知识分子等命题上，《十四行集》是否可能提供一种新的思考维度。我们将围绕以上问题展开分析 一、日常生活的诗性书写 许多优秀作品的诞生无不充满偶然，《十四行集》亦是如此。冯至曾这样谈及《十四行集》的创作契机： 1941年我住在昆明附近的一座山里，每星期要进城两次，十五里的路程，走去走回，是很好的散步。一个人在山径上、田埂间，总不免要看，要想，看的好像比往日看得格外多，想的也比往日想得格外丰富。那时，我早已不惯于写诗了，――从1930年到1940年十年内我写的诗总计也不过十来首，――但是有一次，在一个冬天的下午，望着几架银色的飞机在蓝得像结晶体一般的天空里飞翔，想到古人的鹏鸟梦，我就随着脚步的节奏，信口说出一首有韵的诗，回家写在纸上，正巧是一首变体的十四行。这是诗集里的第八首，是最早也是最生涩的一首，因为我是那样久不曾写诗了 就像里尔克创作《杜伊诺哀歌》时充满着神秘主义体验一样，搁笔10年之久的冯至，也突然遭遇新的诗情和灵感，仿佛受到某种神秘力量的推动。冯至与里尔克、《十四行集》与《杜伊诺哀歌》之间的密切关联毋庸置疑。不过，阅读《十四行集》时，我们却感受不到里尔克作品那种浓郁的宗教氛围和神秘色彩。尽管两人创作之初都有相似的神秘体验，但在创作方式上，冯至却没有走向里尔克的超验和彼岸神灵世界，而是执著于日常生活经验和感性生命形式，在平凡的生活境界里，透过具体而微的事物去探寻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尽管《十四行集》是一部充满哲理和智慧的诗，读来却让人感到亲切宁静、平和从容、沉着玄远。它没有艾略特“荒原”式的虚空与绝望；没有里尔克上帝般的拯救与启示；也没有歌德“浮士德”式的艰难求索；不是杜甫的慷慨悲凉、沉郁顿挫；不是卞之琳的“小处敏感，大处茫然”；也不是穆旦的自我分裂与灵魂冒险。冯至吸收了中西诗学的诸多养分，却凭自己的心性和修养将一切内化为无痕，由此呈现出自我独特的关照世界的方式，即在日常生活中体悟“道”。诗人所观之物、所感之人、所察之事，无不近在眼前，触手可及，合乎人情，关乎世态，为我们常人所了解和熟悉。而就在平凡生活的点滴处，在我们习见的事物和处境中，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豁然敞亮，获得圆满的实现。诗人由此窥见了“一个大的宇宙”，感受到了生命的“辽阔”与“旷远”，洞悉了“一切生的意义” 《十四行集》共由27首诗组成。第1首也是诗集的首句“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奠定了整个组诗的思想基点。“准备着”和“意想不到”既构成了语言的张力，也透露了冯至体认世界的方式。“奇迹”既“意想不到”又“准备着”而来，既超越生活又在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