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艺术家散文优势及启示.doc

新世纪中国艺术家散文优势及启示就散文研究而言，尽管作家身份具有双重甚至多重的性质，很难用一个角色来进行定位和定性；但迄今为止，角色仍然成为研究者喜爱使用的重要参照和标准，因为不论一个作家如何复杂、变化，其主导身份是存在的，也是起着决定作用的。正是在此意义上，长期以来，我们就有了对学者散文、军旅散文、官员散文、报人散文、小女人散文、新生代散文、新媒体散文等称谓和探讨。不过，还有一个角度一直为学界所忽略，那就是“艺术家散文”。[1]其实，在20世纪中国散文发展中，有不少艺术家写出了较好的散文作品，他们包括李叔同、丰子恺、梅兰芳、张大千、刘海粟、徐悲鸿、黄宾虹、陈从周、钱君、孙伏熙、倪贻德、叶灵凤、新凤霞、黄宗英、方成、吴冠中、叶浅予、黄苗子、黄永玉、黄永厚、范曾、韩美林、刘炳森、洪丕谟、朱以撒、巴荒等。因为“艺术家”的特殊身份、个性及其独具慧眼，其散文也别具特色和优势。进入21世纪，有的老艺术家已经去世，有的艺术家散文创作数量较少，但仍还有不少艺术家孜孜以求，散文作品迭出，并且质量不断提升，从而为新世纪散文增加了亮色，这是值得总结、探讨和思考的。 一、天容地载与大道存心 应该承认，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强调的是“人的文学”，这对于打破各种桎梏与束缚，让“文学”和“人”获得自由无疑是必要的，也是不可否认的。不过，过于强调“人”而忽略了天地自然的存在及其法则，又使文学走上了另一极端，即对于“人”和“人性”的过分张扬，于是人的“能力”和“欲望”被无限地放大了。与此相关的是，“天地自然”从“人”的视野中渐渐退却，甚而至于缺席和消失了。换言之，作家创作已越来越不重视“天地自然”的维度及其价值，而将“人”放在“天地之精华”和“万物之灵长”的高度雄视甚至无视一切！如郭沫若在诗集《女神》中就说过：“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要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2]在《艺术与自然》中，郭沫若说得更直接：“艺术家不应该做自然的孙子，也不应该做自然的儿子，是应该做自然的老子！”[3]这一面反映了作家在“人的文学”观底下的个性解放思想，但另一面又显示了其对于天地自然的蔑视和毫无敬畏之心！诗人是如此，那么散文家也不例外，如孙伏园曾在散文《南行杂记》中称：“我以为人与人应该相爱，人对于自然却是越严厉越好，越残酷越好。我们应该――把自然捉来，一刀刀的切成片断，为我们利用。”“天下惟至弱的人才杀人，好汉应该杀自然！”[4]站在今天的角度观之，这种自然观是相当可怕的，也是令人费解的；不过，如果站在“人类本位”和“人类至上”的“人的文学”角度观之，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既然“人”是这个世界的主宰，那么，天地自然包括生活于其上的所有生灵就自然在他们的驱使之下了 如果说郭沫若和孙伏园都是现代作家，他们观点的提出还都是20世纪前半期的事情，那么“文革”期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的自然观也是如此！新时期以来，人们开始注重“环境”和“生态”保护，对天地自然渐趋尊重，但对于“天地万物”仍然缺乏根本的同情、理解和珍重！最典型的例子是，天地自然在作家笔下经常受到漠视与践踏，“暴力写作”成为许多作家的意识和潜意识追求！如西北的年轻作家王族在20世纪90年代写过一篇散文《一个人和羊》，其中主要写了新疆吐尔逊家的一个宰羊场面：“我”与朋友要体验一下“亲自宰羊”的感受，却在追杀中捉不住羊；于是牧羊主只有自己动手。牧羊主与“我们”不同，他采用的是“抚摸”、“轻吟曼唱”，于是，羊卧倒、闭上眼睛，并将喉咙伸过来。对于这种举动，作者不仅没有悲悯和批判，反而用诗意的笔调写道：“吐尔逊开始剥羊皮。嘶――嘶几下，一张血红的羊皮扯了下来，他抓着两边，在空中翻转几下，然后轻巧地甩出，羊皮划着漂亮的弧线，落在核桃树枝上。”“眼前完全是幻象一样的世界：恬美、宁静、真诚，而又安详……”[5]显然，作家在天地面前是没有悲悯和仁慈，也就没有天地情怀。到了新世纪的2009年，王族又写了《鹰》一文，作者开篇即写道：“鹰出生时至少是双胞胎，多的可达三四胞胎。母鹰产卵后，耐心把它们孵化成小鹰，细心照顾它们。但过不了多久，母鹰便减少它们的食物，驱使它们互相争食，直至其中的强者吃掉弱者。小鹰因饥饿难耐，便把兄弟姐妹撕得血淋淋的，然后囫囵吞入腹中。母鹰和父鹰并不为丧子而伤心，反而在一旁鼓励强者。母鹰和父鹰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其一，优胜劣汰，因为只有强者才可以在恶劣的大自然中生存下去；其二，让小鹰从小就明白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若不心狠残忍，便无生存机会，而为了生存，可以不顾一切。”[6]在整个文章中，作者强调的都是“鹰”的生存法则，毫无“人之道”之反思，这让人联想起姜戎《狼图腾》中倡导的“狼”的人生哲学。可以说，直到新世纪，中国散文更多的仍是“人类本位”，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