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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制约性及斯洛伐克政治转型摘要　冷战结束後，斯洛伐克加入欧盟的热望，连同欧盟不断提高的“入盟门槛”，使得欧盟能够极大地制约斯洛伐克的政治转型过程，其方式、力度与斯洛伐克的国内政治密切相关。梅恰尔政府奉行威权主义与民粹主义，国内政治转型一度出现倒退，斯洛伐克因“制度不稳定”被排除在入盟谈判之外，国内发展和国际形象因此受损。1998年大选後，祖林达政府执政，斯洛伐克驶向入盟“快车道”，与此同时建立起稳定的民主政治制度，实现了与欧盟的政治趋同。 关键词　制约性　政治转型　欧盟　斯洛伐克 　　冷战结束後，欧盟开始实施旨在将中东欧国家纳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东扩战略，并设置了比以往任何一次扩张都更为严格的“入盟门槛”，促使中东欧国家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社会发展上全面实现与欧盟接轨。与此同时，在候选国一方，人盟日渐成为国内政治生活的重心，各国力图通过入盟来实现本国与欧盟老成员国的均质化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为人盟所作的努力与国内制度转型交织在一起。国内改革派希望借助欧盟的力量完成国内制度的彻底转型，并试图通过民众在人盟问题上达成的共识来弥合因利益冲突引发的分歧和裂痕，但保守力量力图保护既得利益不受损害。随着欧盟不断严格人盟标准和加紧达标议程，候选国的政府领导人在推动国内制度转型过程中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平衡各方的利益要求。 本文选取斯洛伐克为研究个案，试图将斯洛伐克自1990年代以来的政治转型带入跨国关系一国内政治的分析框架，具体深入地展现出斯洛伐克为人盟所作的努力以什么方式、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国内的政治制度转型。 欧盟制约性与政治趋同 　　制约性(Conditionality)是指外部因素通过设定某种条件，或是附加某些条款来规制和限定相关行为主体的行为。在目前世界上各类国际组织中，欧盟的制度密度最高，相应地对第三方国家(申请国或候选国)的制约范围最广，制约程度也最高。 1990年代以来，欧盟全面实施东扩战略，与其在後冷战时期面临的挑战，以及需要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结构和功能密切相关，同时也迎合了中东欧国家冷战後“回归欧洲”的渴求――通过加入欧盟来实现本国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等方面与欧盟老成员国的均质化发展。同时，还可以使其彻底摆脱俄罗斯的控制，寻得新的安全保障和政治归属感，并获得在欧洲事务中的发言权。欧盟对中东欧国家制度转型的制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激励，另一方面是规范。所谓激励，可以理解为欧盟在中东欧国家制度转型过程中给予的援助，促进这些国家的制度转型。众所周知，欧盟对中东欧国家的经济援助及其他方面的合作是货真价实的，而不像对待俄罗斯停留在外交辞令上，口惠而实不至。欧盟设立了许多基金支持中东欧国家的制度转型，经济援助的重点除了经济和社会领域，如建立欧洲重建和发展银行，实施“24国援助计划”和“法尔计划”(PHARE)，还包括培训中东欧国家的公务员队伍、促进人权、推动地方自治，以及改善议会活动等政治计划。规范，就是通过制定具体的标准和每年一度的评估，使中东欧国家全面实现与欧盟规则的接轨。早在1989年中东欧国家制度转型伊始，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就指出，合作或援助的目的是换来民主的回归、对人权的尊重和自由选举的举行。欧共体随後提出五个基本要求，即建立法治、尊重基本人权、实行多党制、1990年年底举行自由选举以及执行市场经济政策。1992年的欧共体爱丁堡会议提出把建立保证民主、法治、人权和尊重少数民族的制度作为入盟的首要条件。1993年欧盟哥本哈根首脑会议不仅确认了东扩的合法性，而且制定了欧盟东扩的三大框架原则，首次明确表示达到这些标准的入盟申请国可以获得正式的成员国身份，即建立稳定的、制度化的国家机制，保障民主、法治秩序，保护人权，切实尊重少数民族权利；建立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制度；承担成员国义务，把政治、经济货币联盟作为自己的目标。由此，“哥本哈根协定”从总体上规定了候选国要达到的目标，“欧盟法律”(acquis communautaire)将各领域的要求通过章节和条款进行细化。1997年欧盟通过的《阿姆斯特丹条约》第6款再次强调了这个政治条件。在评估方面，1997年7月欧盟委员会提交的《2000年议程》(Agenda 2000)第一次分别对中东欧申请国的制度转型进行了全面评估，此後每年一度的评估报告针对每个国家出现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促进整改。除此之外，欧盟还不定期向中东欧国家派出单个或数个观察团，对议会大选、人权和少数民族问题发表看法。 因此，入盟对处在制度转型进程之中的中东欧国家意味着，国内制度转型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欧洲化过程，“欧盟政治与制度作为一个独立变量在国内制度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是“国内政治结构和各方力量对欧洲一体化的回应过程”。对斯洛伐克自1990年代以来政治制度转型的研究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