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docVIP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100年前，1907年6月的一个傍晚，满载24箱经卷和5箱佛画的一支驼马队悄然离开敦煌。 带队的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志得意满。区区数十块银两的代价，就令他一夜之间名噪英伦三岛。 100年后的2007年，5月17日至19日，“纪念敦煌学100周年国际学术大会（1907~2007）”如期在伦敦召开，会议主办方借此纪念斯坦因中亚考古100年。 这一所谓的“纪念”行为，立即遭到与会中国学者的反对。中国学者奋起反驳：1907年斯坦因的盗取，是敦煌文物向国外流散的起始点，而不是敦煌文物发现和敦煌学研究的起始点，以此界定敦煌学百年没有认同性，岂不耻哉！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正是中华民族的水深火热时期，从两次鸦片战争，到辛丑条约的签订，无论是仕宦官绅还是平民百姓，都能够深深感受到时代带给中国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时的人们关注更多的是政治、军事，而文化上的苦痛其实要远远大于其他方面。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敦煌文书的流失，是中国文物流失的一个代表和缩影。而百年敦煌文书的沧桑史，折射着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的百年历史。 站在百年的门槛上，回望历史，回到记忆深处，回望历史人物，回到历史细节，我们不禁感叹，“国运兴，则学运兴”。 1900年6月22日，王圆箓揭开了藏经洞这个秘密。王道士的墓志上是这样写的：“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这个年过半百的老人，作为一个虔诚的信徒，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已倾颓的庙宇（即藏经洞）的修复工作中，力图使它恢复昔日的辉煌。诚然，王道士对中国传统文化一无所知，他仅仅知道经卷是极珍贵的东西，却无从取舍它们各自价值的大小，但他却为此奔波劳碌。 他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王道士只好碰壁而返。 　　 1902年，也就是发现藏经洞的第三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土，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王道士把希望寄托在这位有学问的知县身上，企盼着他能解决好藏经洞的保护问题。王道士再次登上了“三宝殿”，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可叹的是这位汪知县仅仅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从此再无下文。 　　 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酒泉）。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这位廷栋大人称得上是个有学问的人，他倒是仔仔细细地看了，但他既未估量这些文物究竟有多么大的价值，也没有考虑如何保护藏经洞，只不过是从书法的欣赏角度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王道士一次次苦口婆心的求助，完全是在对牛弹琴。 几年后，时任甘肃学政的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通过汪县令奉送的少量藏经洞文物、拓片，进行了准确地考证，认识到了这批文物的价值，并充实了他的《语石》。但省府要保管这批文物，光运费需花几千两银子，只好作罢。他口喻汪宗翰，让王道士就地封存。于是乎，各级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把管理、保护的责任一推了之。 万般无奈，王道士又斗胆写了“上禀当朝天恩活佛慈禧太后”的密报，但在“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打到北京、朝廷岌岌可危的情形下会有什么结果呢？ 最后才导致了文物流失的悲剧。 可以说，敦煌的惨剧不是那些野心勃勃的侵略者们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那个时代造成了这个无法弥补的悲剧。而人们总是把不负责的把这一切都归咎在这个不拿朝廷一分钱俸禄，靠化缘维持生计的道士身上！ 1909年，北京六国饭店。伯希和向中国学界名流讲述了敦煌藏经洞的情况，终于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想尽办法把经书运回北京。 但是这8000卷文书从敦煌运到北京，一路上多灾多难。甘肃境内的地方官绅热衷盗窃，导致一路不少经卷流失。劫后残余的敦煌文书运至北京也不是一帆风顺，藏书大家李盛铎，学界名流刘廷琛、方而谦等人监守自盗，把选出的精品收入自家书房。为了怕缺了件数，被人发现，竟将较长的卷子一撕为二充数。 “文革”期间，查“四旧”抄出来毁掉的经卷到底有多少，没人说得清。国人损毁、流失藏品的数量和面貌已经成了永远不可知的谜。 敦煌已经伤痕累累，经书的外流导致敦煌学研究的困难重重。而这一切的一切，只源于国人的愚蠢，与时代的无奈。 1981年，日本学者藤枝晃在中国讲学时，曾直截了当地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这句话，刺痛了许许多多的中国人。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