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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探究进展述要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并且宣布“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任务。这也就在党的文献中正式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此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进一步确认和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一命题。 自党的十五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来，法学界的广大学者便开始深入开展对这一命题的研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建由“初步形成”、“基本形成”到“已经形成”，法学界关于这一命题的研究也逐渐走向全面和深入。据中国知网和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提供的信息显示，在党的十五大到十六大期间，国内共有约150篇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研究主题的学术论文发表；在党的十六大到十七大期间，共有约220篇；自党的十七大至今，共有约720篇（其中包括博士学位论文3篇[1]、硕士学位论文2篇[2]），此间，还有3部研究性专著[3]面世。 党的十七大以来，法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主要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内涵、判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轨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特征、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经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意义、如何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等方面。本文拟对以上各个方面的研究进展作一简要综述，以期为深入研究这一课题提供一份参考。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内涵 　　 科学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内涵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一切相关问题的前提。 目前，法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内涵的界定有着较为一致的结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指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相一致，以宪法为统帅和根本依据，由部门齐全、结构严谨、内部协调、体例科学、调整有效的法律及其配套法规所构成的，保障我们国家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各项法律制度的有机的统一整体。这个体系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三个层次，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7个法律部门组成[4] 。 二、判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标准 　　 2011年3月10日，吴邦国委员长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所作的常委会工作报告中郑重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而判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否已经形成，需要有明确的标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判定标准，法学界主要有以下两种代表性观点，即一般性标准和法理标准。 （一）一般性标准，或称立法实践标准。这是在我国立法实践中所采用的判定标准，即法律体系的形成有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两方面的要求。周叶中、伊士国在其合撰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阐释。该文认为，判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正式形成，从形式标志来看，必须符合以下四个方面的要求：一是法律部门齐全，可以涵盖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二是各法律部门中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已经制定；三是与法律相配套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比较完备；四是法律体系内部总体科学和谐统一。从实质标志来看，必须符合以下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实际，不盲目照搬照抄；二是来源于实践并服务于实践；三是体现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5] 。 （二）法理标准。刘茂林、王从峰在其合撰的《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标准》一文中提出，有必要在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内在逻辑理路和实践品格的基础上，以科学的方法论为指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标准进行全面、系统的学理探讨。该文认为，以法律与社会的互动调适为基本前提，以宪法对法律体系的统帅作用为内在理路，以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内部视角与外部视角相衔接、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系统与环境相协调为方法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标准可以从以下五个维度来予以确立：社会生活的整个领域得到法律规范的系统调整；自洽、完满法律规范体系的确立；系统、协调、有效法律实施机制的构建与法治秩序的形成；以宪法为基准的国内法与国际法调适机制的确立；以宪法为基础的常态法律体系与非常态法律体系的衔接[6]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轨迹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起点，法学界大都认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如何划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过程方面，研究者根据不同的划分依据，提出了不同观点，其中尤以陈斯喜的“三阶段说”和李龙的“五阶段说”最具代表性。 （一）三阶段说。陈斯喜认为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