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瞿秋白《多余的话》.docVIP

此间殉道竞多余----------读瞿秋白《多余的话》 (2012-04-28 21:51:19) ? 这是先生《多余的话》，它不同于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不同于方志敏的狱中纪实，也不同于陈毅的梅岭三章，更也不同于革命烈士诗抄。那些作品是向对手宣战的，多余的话则是向内的，深挖自己灵魂的。在《多余的话》中，先生把曾经拥有过的浪漫、热情、执着、苦闷、困惑、坚定，都以本来的面目，留在这两万多字的自白中了。这自白，后人读来所感受到的不是先生壮怀激烈的斗志，而是内心的痛苦、忧郁、厌倦。因而，刑场上的先生与《多余的话》里的先生，就难以重叠在一起了。《多余的话》就成了笼罩在先生头上挥之不去的阴影。　　 现在，经常看到青年踏入社会之后，咂摸着意志被慢慢消磨、棱角被渐渐磨平的感觉。包括我自己，也总是会低眉顺眼的回望青葱岁月，那感觉就像是少年时代从来没有缺过雨露滋润，从来都是分外油光水滑的。就算捡起本少年的相册，能看到的也往往是意气风发，忽略了阳光下，树荫下，裤腿下，掩盖着一双臭袜子。现在袜子干净了，却觉得日子不干净了，可是如果日子干净了，当年的袜子就会变得干净吗？或者说，喜欢讲卫生这件事，压根就是个笑话。不过是人在给热爱劳动这个天性找个说辞，不在个人卫生上较劲，就得去跟别人的卫生较劲。　　 其实，书生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在思想上总是有那么点洁癖的，有点好高骛远的，私底下要求自己要比社会平均值高一点的。可惜，总是要求的不那么对地方。比如做了经济高层，不忍心自己一辈子跟铜臭捆绑销售，就要弄点风花雪月主持人，再不识五线谱照样写出交响乐。这样的例子，当下是很鲜活的。 我是说，这样倒腾其实很可以有，就是不要指望真能拯救自己的错误。错误就在那，不妨也就让它在那封成个木乃伊。瞿先生自述自己曾经像所有的年轻学子一样，向往过自由，向往过小桥流水人家，更向往过波希米亚。甚至，他不像众多当代小玩闹一样，每年跑两趟丽江，感受了自然的呼唤，就是漏听了当地大旱。先生可是在世界旅游大潮到来之前，就跑到了十九世纪欧洲文学的塔尖------俄乡啊！殊不知，这种“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难免会在另一种状态中成为“废物”。当青年的理想，在与现实的道路发生碰撞的时候，选择继续怀揣理想的人少之又少。否则就没人看魔术师从帽子里变兔子了，每人怀里都有一个。 只能前进，尽管你是书生。所以先生自述，他将波希米亚的小自由，与人类终极社会形态之间的大自由划上了等号。他因此而承担了一路颠沛流离，经历是是非非，有苦说不出，并且积劳成疾的痛苦。在狱中最后的岁月，他明白自己不过是自己拿自己的智商开玩笑。因为这压根是两回事。　　 我琢磨的是，每个人都不可能永远活在理想中，必然与现实发生真正的碰撞，这时你会选择否定哪一个？历史如果有“如果”，瞿先生如果最后的日子不是在狱中，而是在某个拆迁改造后的封建帝国后花园中颐养天年，他还会否定自己的现实吗？他会不会只是对曾经的理想一笑泯恩仇？当然，这样的问题很不真实，因为这里不仅有“如果”，还有“假设”。就是假设瞿先生在后一种情况中，还会去否定其中一个，而不是把他们顺理成章连成一线，认为自己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革命者。　　 从《多余的话》里看，这种“假设”并非不可能。先生毕竟是一介书生，他意识到不怀疑，就是不思索，借不思索来抵抗现实与理想的背道而驰，并承担“历史的误会”，成了一名领导者。而且，此时他知自己必死，还不愿意承担“烈士”的名号误导后来人，做到真正的自我思想审查。他对自己的要求，显然比同时代乃至后时代的无数人都要高出一大截。一个人如此，我实在没什么理由再怀疑他的真诚。抓不着钱，图不到名，自毁形象的事情要是能得到什么现实的好处，我真想去当犀利哥。这样的人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什么人才是？　　 “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我倒觉得大可一观。这份真诚很可观。当“主义”成了杀人武器，当红布比谁谁谁生命还重要的时候，我觉得真诚是硕果仅存的公共领域。好吃，懒做，都是可以原谅的个人行为，虚伪却不能，因为来源于人人互动，真诚就愈发不多余了。 ? 先生是真正的书生，所以直言不讳，也不怕别人不开心。文中先生直言：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不想治国平天下，也不想做“杀人放火”的党的领袖，呵呵。先生说自己本是个有绅士意识的平和文人，被撕裂为二元人物，身在曹营心在汉，临死也不愿意以叛徒冒充烈士。这个总书记的临终遗言太过真实，给这个党带来无穷尴尬与难堪；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先生如此说出核心话语。 ? 知我心者谓我心忧，不知我心者，谓我何求？先生此时此刻的追问，已经逼近了一切政治家（而不是政客）都必须面对的一个历史命题：为什么人会异化成政治动物？答案只能是阿克顿勋爵的名言：绝对的权力会“败坏良知，麻木心灵，使人失去对环境的理解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