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登新化大熊山考.docVIP

黄帝登新化大熊山考 弘征 我自1993年10月历时两天，徒步攀登新化大熊山之后，曾经在《大熊山纪游》（刊1994年1月20日《湖南日报》）和《回到大自然怀抱》（刊1994年3月5日《光明日报》）两文中，提到一个在当地世代流传的故事：昔黄帝南巡，被一只大熊导引来此，因命名为熊山。忆昔读太史公的《史记》，在《五帝本纪》中又确有“黄帝……南至于江，登熊湘”的记载，证实并非如有些民间传说之为耳食之言。 熊湘，倘若作为地名而论，因为湘是楚祖鬻熊及其后人熊绎受封之地，因此成为今湖南的别称，在历代诗文中屡见。清人蒋骥在《山带阁注楚辞》中且谓屈原作《怀沙》之“沙”即长沙，乃诗人欲“归死先王故居，则亦首丘之意，所以惓惓有怀也“。但后世注家皆认为太史公于此处是指山名，然而对是指熊、湘两山抑或是指熊山在湘却无定说。对于后者，倘若从太史公作为文学家行文多排比讲求气韵来说，也是有可能的，如此句的上句为“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历代注家便皆考证为是指今甘肃平凉的同一座山，两相重复。而熊山何处？却历来众说纷纭，颇令读者迷惘。 所谓众说，其实也不多，主要是指历代几位最有名的注家对这句话的注释。其中有南朝宋中郎外兵曹参军裴骃在《集解》中称：“《封禅书》曰‘南伐至于召陵，登熊山。’《地理志》曰：湘山在长沙益阳县。”在这里，他只提到“湘山在长沙益阳县”，可作两种解释：一是他将熊湘视为湘之一山，实际是指熊山；二是他将熊、湘分为两山，但既前引《封禅书》曰“登熊山”，为什么熊山在何处却不曾提及而仅注湘山？且另一湘山并不在益阳，就在同一部《史记》中已经有很明确的记载他难道不知？所以他在此所注的湘山应该仍然是指熊山，只是不知其文字何以迷离若此？ 另一注者唐诸王侍读率府长史张守节在《正义》中则称：“《括地志》云：熊耳山在商洛县西四十里，齐恒公登之以望江汉也。湘山一名编山，在岳州巴陵县南十八里也。”与前述那位比他早数百年的裴骃说法相承又相左。一是将熊、湘明确地分为两山，并说熊山就是《封禅书》载齐恒公所登的熊耳山，但又言此山在今陕西的商洛地区，不仅与裴说的今湖南益阳相距遥远，而且与“湘”无关。这么一来，黄帝就不是“南至于江”而是西入秦川了。二是按他将熊、湘分为两山来解释，称湘山在巴陵，也就是今湖南岳阳洞庭湖中的君山自然是对的，这在同一部《史记》的《秦始皇本纪》中就有：“始皇二十八年，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皆伐湘山树，赭其山。”问题是熊、湘两山又为何如此不相瓜葛，仅只有湘山是““南至于江”？ 对此，唐国子监博士司马贞在《索隐》中的解释又完全不同。他说：“案：《荆州记》耒阳、益阳二县东北有熊耳，东西各一峰，状如熊耳，因以为名。齐垣公并登之。或示弘农熊耳，下云‘望江汉’，知非也。”他在这里所注的不是黄帝的“登熊湘”，但与裴骃注所引之《封禅书》实为一地，明白地说熊山在古荆州所属之耒阳、益阳二县，与今河南所属之熊耳无关，与裴骃所述的湘山殊途同归，只是在益阳之前一为长沙郡名一为耒阳县名而已。 由此，我们必须弄清楚两个问题，一是毋论太史公所说的“登熊湘”是一座山还是两座山，皆是“南至于江”。江，在古代专指长江，与古代之河专指黄河一样，这在《书·禹贡》中已说得明明白白，历为世所公认。而同名甚多的熊耳山虽在河南、陕西亦有，但长江并不流经，完全风马牛不相及。至于“南至于江”所“登熊湘”之湘，自然是在今湖南境内，以湘水流经境内而得名，同样没有任何疑问。屈原《九歌》中便有《湘君》《湘夫人》篇，今洞庭湖中的君山本名湘山，以“是山，湘君之所游处，故曰君山矣”（《水经注·地理志》）。二是司马贞《索隐》中所说的耒阳与益阳皆为西汉所置县，在前后《汉书·地理志》中，前者属桂阳郡，后者属长沙郡（国）。地理位置则前者属湘南，后者属湘中偏北，二者相距遥远而且并不毗邻，不可能在二县之东北连同有一座山“东西各一峰，状如熊耳”，唯一有的是在今湖南新化昔有一座熊山因其高大今称大熊山，在北宋熙宁五年（1072）未置县前一直为益阳属地，主峰比南岳衡山还高332公尺，是湘中第一高峰。 过去读书人为《史记》作注，多只是坐在书斋里翻书，足不出户，没有地理概念，望地名中某一个字便加臆测，穿凿附会屡见不鲜，以致后人便不断纠正前人之误。就熊山来说，最有说服力的是南宋理宗时祝穆所著的一部很有名的地理总志《方舆胜览》。他的曾祖即朱熹的外祖父，他自已便曾受业于朱熹，著述等身而且精研地理，此书又经其子宝祐四年进士、涵江书院山长祝洙的补订，在成书时，自然注意到之前《史记》各注家的注释并对此详加考证。他在卷二十六《宝庆府·邵阳、新化》条中写道：“山川：熊山，昔黄帝登熊山，意其此也。”可算是为上述诸家之说打上一个明确的句号。宝庆府治即汉时所置的昭陵县，三国吴置昭陵郡，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