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论文.docVIP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论文 在祖国西南，有一片由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四省、市的民族自治地方组成的“L”型板块，即我们所称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这一区域的广阔农村，集高原山地、众多民族和传统农业于一体，长期贫穷落后，越来越为世人所关注。而在区内的广阔农村，其土地制度的合理性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直接关系着农民利用和改善土地资源的积极性..，从而直接关系着农民和农村经济的兴衰。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加速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形式上以农村社区成员集体为本位实际上是以国家为本位的土地制度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农业分户经营和整个农村经济急速市场化的需要。按照中央关于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精神，积极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关农村土地制度特别是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土地制度的制度改革和机制创新，以便进一步消除束缚当地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就显得非常紧迫和十分必要。为此本文在深入西南民族地区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深化西南民族地区土地制度改革，变传统的农村土地制度为农户本位制的市场型土地制度，是顺应农村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大势所趋。 一、山区土地资源的特点及现行土地制度的弊端 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前，历代统治阶级的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西南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较为偏远和贫瘠的农村。因而相传至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资源具有以下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山高坡陡，沟谷深切，地表破碎。由此形成了其气候资源和生物资源在空间分布上的立体性以及同质土地和同质生物的分散性。所谓“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什么都出产，可哪一样都难形成规模”，就是这一特点使然。二是石多土少，土层浅薄且不连续。由此形成了耕地资源的质差与分散，以至难以利用的荒山荒坡大量存在。三是宜耕地少且已基本开发殆尽，宜林宜牧地多且利用很不充分。由此形成了耕地的紧缺与非耕型土地资源的富裕。无疑，这种土地资源的结构性特点，在宜耕地垦尽以前的可扩充型小农经济时代并不构成对农户低水平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威胁，但在宜耕地垦尽以后的限制型小农经济时代就却成为农户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心头之患。然而，这种土地资源的结构性特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际上又是一种特有的优势，一种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资源优势，一种在地域专业化分工条件下少有的待开发宜林宜牧地资源的比较优势。问题在于这种优势的发挥有赖于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所必需的制度基础，否则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改善就很难得到农民的响应。 同全国一样，长期以来，西南少数民族农村的土地制度一直维持着名为社区成员集体所有实为国家所有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模式。其主要特点在于：一方面，社区所有成员共同占有社区的全部土地。这里的占有主体，从静态看，是社区的所有成员集体，即社区全体居民的集合，不论男女老少，人人有份；从动态看，不仅包括现有的社区居民，而且包括新增的社区居民，不论是将来的出生者还是迁入者。这里被占有的客体即区域内的这些土地（国家另有规定者除外），包括耕地、林地、牧地、荒山、荒坡和宅基地等等。所谓共同占有，就是全体社区居民的集体占有，其任何个人或家庭或某一群体，对于集体占有的任何土地都不具有所有权意义上的收益权和处置权。 另一方面，国家即政府对于社区所有成员共同占有的全部土地都握有事实上的处置权。这首先指的是土地征用权，即国家有权征用社区成员共同占有的土地。其次是国家握有社区全体成员共同占有土地的否决权，即国家有权决定社区范围的大小，从而否定原有社区成员集体占有原社区土地的权利。比如，20世纪50年代，国家将初级社范围内社区成员集体占有的土地转变为高级社、人民公社范围内社区成员集体占有的土地；在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又将人民公社范围内的社区成员集体占有的土地转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社区土地；在20世纪后期，国家又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社区土地变为村（即大队）范围内的社区土地；在21世纪初，仍是国家将村范围内的社区拥有使用权的土地转变为国家所有的土地（如广州等一些城市的“城中村”改造那样，就是凭政府的一个文件，将村民集体占有的土地全部收归国有）；等等。 20世纪80年代初且至今仍普遍实行的土地分户承包经营制度，虽然对传统的农村土地制度形式有所触动，但在本质上还是延续了社区所有成员共同占有社区全部土地资源的传统土地制度。从这种土地占有主体的内部关系看，它是按照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原则，使社区所有成员的集合即集体形式上拥有全部土地的所有权，使农户分别拥有一部分土地的定期（即在承包期有内）使用权，并且这种使用权可以在内部有偿转让，可以作为抵押物使用。其实质是农户对集体所有土地产权的定期租赁制（如在贵州湄潭土地建设试验区形成并为全国大多数地方推行的土地产权制度中规定：农户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