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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苏联对联邦德国缓和外交的成因 　　摘 要： 20世纪60年代后期国际格局趋于多极化，苏美战略核均势出现，苏联迫于国内经济压力，调整了过去僵硬的、唯意志论的外交政策，奉行以“和平共处”为理念的缓和策略。苏联的“缓和外交”体系是以对美缓和为核心，对西欧缓和为突破口。随着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变化，特别是“新东方政策”的出台，苏联与联邦德国的缓和大步迈进，使得苏联缓和目标首先在欧洲大陆实现。 　　关键词： 苏联 联邦德国 缓和外交 “新东方政策” 　　 　　上世纪60年代末苏联在对外关系方面积极推行“和平共处”为理念的缓和政策，这一政策提出的原因与实质具有深刻历史背景，极大地缓和了当时东西方之间的关系。联邦德国“新东方政策”的出台成为苏联希望缓和与西方重要邻国相互关系的重要契机。苏联通过缓和与联邦德国的关系，大力发展了自身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了苏联的综合国力，成为苏联70年代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苏联缓和外交政策出台的背景 　　苏联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逐渐把缓和作为其对外关系的基本政策，这一政策的提出和完善并不是苏联领导人脱离实际、突发奇想作出的决定。勃列日涅夫提出“缓和外交”实际上是对其前任赫鲁晓夫“和平共处”总路线的继承和发展。赫鲁晓夫时期，苏联推行“和平共处”外交总路线的目的仅仅是谋求与美国和平共处，美苏两国共同主宰世界。这样的初始性缓和在1959年的“戴维营精神”和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都有具体呈现。［1］ 　　可以说“和平共处”总路线只是拉开了东西方关系新篇章的一角帷幕。如何能够达到东西方关系的实质缓和，得到苏联想要的东西是赫鲁晓夫留给继任的一个外交难题。鉴于这一外交难题的存在性和不可回避性，勃列日涅夫上台不久便宣布将继续执行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制定的对外政策方面的“和平共处”总路线，认为这一路线“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对内对外政策的唯一的、不可动摇的路线”。［2］1971年，在苏共二十四大上勃列日涅夫正式提出了六点“和平纲领”，宣称要把“缓和”摆在巩固和加强苏联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首位。［3］德国作为俄国―苏联历来对外政策的重点，不可避免地成为苏联缓和外交的首选对象。 　　苏联对联邦德国推行缓和政策是有深刻原因的，既是对和平共处总路线的继承和发展，更是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密切相关的。 　　（一）从国际环境因素来讲 　　首先，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尼克松上台后面临着战后历届政府都未曾遇到的最为糟糕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世界舞台上出现了美、苏、西欧、日本和中国五大政治、经济中心，其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必须改变以往的美苏两极体制的政策出发点。美国提出以“实力、谈判和伙伴关系”为三大支柱的“尼克松主义”，以战略防御的姿态谋求与苏联的缓和，这种政策性的转变为苏联推行缓和外交提供了必要的外部条件。 　　其次，苏联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战略核均势的形成。在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世界霸主地位动摇的同时，苏联在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上都得到明显加强。这种核力量均势造成了“核恐怖下的脆弱平衡”，它虽不是持久的真正的和平，然而它却孕育着缔造和平的某种可能。［4］这种战略均势为苏联制定其对外政策提供了强大的军事后盾。苏联领导层从核时代的特点、从苏联的国家利益出发， 意识到东西方在核时代冲突中只能两败俱伤，而缓和的气氛将对苏联更加有利。 　　（二）从苏联国内因素来讲 　　首先，60年代末苏联国内经济形势严峻，各族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苏联迫切需要与西方国家缓和双边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为苏联经济的振兴找到新的突破口。对于国内经济困境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段时期苏联外交政策的方向，也是苏联在60年代末加快实施缓和外交最直接、最现实的因素。苏共中央迫切需要缓和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引进西方资金和技术，重振羸弱的经济形势。 　　其次，苏联的综合国力与美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为取得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进而谋求世界霸权，苏联迫切需要缓和与西方国家关系，借助西方资金、技术进一步发展经济，而且打开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之路为其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实惠是其一贯的外交途径。基于此点，勃列日涅夫多次强调指出：“使缓和物质化，这正是问题的实质所在，是一切事情的实质所在，这一切就是要使欧洲的和平成为真正持久和不可动摇的和平。”［5］ 　　最后，在国际外交周边环境方面，中苏对立加剧，侵捷事件使社会主义阵营对苏敌意增加，苏联需要发展与西方邻国的关系以减轻自身的外交压力。鉴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给国际社会造成的影响和震撼，苏联在处理与中国的边界问题上更加肆无忌惮，直接酿成了1969年的珍宝岛流血事件。为减少来自东西两线作战的压力，避免腹背受敌，苏联开始同西欧国家缓和关系，尤其是与西德改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