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脉此情谁诉.docVIP

脉脉此情谁诉 　　这是我此生唯一可以显示自己能力的一个机会。这个机会一丢，什么少小有大志，什么十七年苦读书，什么十多年苦历练，什么胸中自有甲兵百万，什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全成了骗人的鬼话，不过是又一次证明了那个千古不灭的“文人定律”――百无一用是书生。 　　 　　一 　　 　　1963年秋天的一个夜晚，约八点钟光景，山西运城一所中学的校园里，一个少年人手里拿着几页纸，朝校长办公的小院里走去。 　　他要给校长递交一份办读书会的报告，其中一项是办一份学生刊物，发表参加读书会的同学们的文学作品。油印，十六开大，十数页。 　　他走得很慢，一边走一边给自己鼓劲：往前走，别后退。 　　近了，更近了，透过窗玻璃，能看到老校长（也不过四十几岁，在他看来就是老了）灯下俯案的身影。 　　再要鼓一下劲，就该着敲校长的门了。 　　然而，就在这一瞬间，他胆怯了，退回去了。 　　返回教室，同学们还在上晚自习，他悄悄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就像这个世上从没有发生过那件事一样。 　　那一刻是什么让他胆怯的呢？ 　　外人不知道，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是出身！ 　　他知道，办读书会，办学生刊物这个建议再好，出自他的提议，绝然不会通过。就是通过了，负责其事的也肯定不会是他。 　　那个人就是我，韩石山，当时不叫这个名字，叫韩安远。当时是这所学校高中部二年级的学生。这所学校，到现在都是山西有名的中学。 　　此后，学校里越来越讲究家庭成分，我的心情越来越黯淡，只求不要因出身不好而取消考大学的资格，别的，想都不敢想了。 　　真玄啊。1965年夏天高考时，学校把所有出身不好的人，全安排在一个教室里，还是全校最破旧的一个教室，没过多久就拆了。差不多十年后，一位已当了副校长的代数老师，跟我在火车上相遇，说了上面的情况，并告诉我，你是那个教室里唯一考上大学的。许多学生那么认真地参加考试，他在外面走来走去，心里很是难受，因为他清楚，他们考也是白考，因为绝大多数人的政审材料上都写着：政审不合格。“文革”中我在大学里看过这种政审表，不是写的字，是盖着那么一个长方形的章。我的上面盖的是“普通”。再上面两级分别是“机密”和“绝密”。即通过这两类政审的学生，可考入机密或绝密级别的高校。 　　直到老师说了这话，我才知道自己当年多么糊涂，上了大学后竟羞愧得不愿再回母校。觉得自己考得太差了，有负师恩。 　　 　　二 　　 　　我是个少小有大志的人，当上世纪60年代初，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之时，就感到自己这辈子不会有大作为了。 　　出身不好，从军从政肯定无望，等于把男儿建功立业的路子都断了，退而求其次，唯一可供驱驰的，怕也只有学问一途。而要在学问上有成就，必须考上大学。那时绝没有想到政审会那样的严酷，处置会那样的绝情，连个好点的教室也不让你坐。只是觉得，同样的获取，自己付出的总要比别人多些。 　　时势如此，心却未甘。人说少年不识愁滋味，我却是早早就识了这种滋味。那时正迷辛家轩的词，最能怦然心动的，是这样一句：“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后来的发展，果然一步一步都证实了当初的预感，只有更坏，从没有更好。 　　我现在的从事写作，较之当初的志向，要在学问一途上努力，也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无奈之举。 　　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吕梁山的一个县里教书，游方僧似的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转，到粉碎“四人帮”要办高考复习班了，县上才知道还有这么个可用之才，调到县城中学教书。15年之后，离开这个县调到山西省作家协会。又是十五六年，到了2000年春天，已是53岁的人了。 　　此前我的职务，除了家长与中学班主任两个正职之外，都是副职，依次有公社副主任、刊物副主编、县委副书记、省作协副主席，也就是说，从没有负过什么正经的责任，也没有什么怨言。韩愈在《进学解》里说得好，“投闲置散，乃分之宜”。有的原本就是挂职深入生活，比如那个县委副书记，是当不得真的。 　　就是这么一个人，忽然有一天，机关里传出，党组想在作家里选个人当《山西文学》的主编，有人提议何妨让韩石山一试。 　　30年来，从大学毕业算起，何妨一试这样的话听得太多了，过后大都不了了之。这次也就不当回事，觉得不过是无聊之人，拿自己开心罢了。当时我的境况也还不错，文章一篇一篇地写，书一本一本地出。“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谁也管不住的，是手里的笔，谁也限定不了的，是胸中的文思，想得出，写得下，对一个写作者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些更惬意的呢？ 　　话是这么说，阴暗的心理还是有的，那就是，或许这回是真的。对于一个从未负过责的人来说，“官”还是有它的诱惑力的。 　　反对的力量也不可小觑，句句都是义正辞严。 　　不用人家一一罗列，自家就能一口气说出几个。比如他的心思在写作上，当了主编肯定不会全身心投入；他从来没有负过责，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