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视野.docVIP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视野 　　摘 要： 现代文论与古代文论之间的不同，证明现代文明是新时代的产物，但同时现代是对传统的包容、吸收、借鉴与交汇。因此，古代的文论与现代的文论就有了通约性 关键词： 中国古代文论 现代文论 包容 吸收 “现代”一词意味着对“古代”的转型、反叛、对立和斗争，经历新文化运动之后，这一点的体认更加明显。现代视野下的古代文论，必然具有转型、反叛、对立等特征，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首先是摆脱以君王一人为中心的封建正统观念，树立以民众为中心的观念。封建主义正统观念的核心是：君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直到晚清时期开始，这种思想才开始被突破。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在他主编的《新小说》上，提出了以振兴国民精神为宗旨的口号，所谓“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认为：“今日最重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五四时期，封建正统观念遭到批判，实现了现代性的转型。其次是文体观念的转变。摆脱小说等艺术创作为雕虫小技的古典看法，这是文体观念的一大变化。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由于白话文体运动取得了胜利，小说、戏剧和新诗等文体成了文学文体的正宗。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先驱鲁迅以小说传世，而不以古代格律诗成名，就充分说明了小说、剧本、现代新诗、散文已经取得了统治性的地位。再次，批判意识的勃兴。批判意味着冲突、矛盾、不和谐、不稳定，意味着争论，意味着一方批判另一方，另一方也这样那样回应批判方。20世纪的中国追求现代化的曲折过程，这种基于冲突和矛盾的批判充满了整个阶段，批判封建礼教、批判古典、批判帝国主义、批判日本侵略者、批判汉奸、批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批判反革命和批判唯心主义等。最后，在反对封建的共同斗争和不断的论战过程中，文论话语开始转型。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我们的文学理论放弃中国古代的诸如“赋比兴”、“风雅颂”等文论话语，吸收并改造外国的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文论话语 以上说明中国现代文论的确是新时代的产物，有了新的质，与古代文论已经不是同一的东西，但同时有现代对传统的包容、吸收、借鉴与交汇。就如有学者指出：“理性主义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包含着由各式各样东西构成的一个完整的世界。”现代性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根据自己的需要容纳“各式各样的东西”，向古今中外开放 中国古代文论属于古典，现代文论属于现代，它们具有不同的性质，但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仍然有许多民主性的精华和具有世界性普遍的成分，这些成分可以作为资源之一“转化”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例如王国维从古代文论中提炼出来的“境界”说、“出入”说，鲁迅提炼出来的“白描”说、“形神”说、“文人相轻”说，朱光潜提炼出来的“不即不离”说。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古代文论的术语，根本不用特别“转化”，就直接进入现代的文论话语体系中，如“比兴”、“气势”、“气象”、“养气”、“阳刚”、“阴柔”、“含蓄”等，这些本来是中国古代文论、艺论中的概念、术语自然而然地融入现代文论，成为现代文论体系中的一部分，事实说明，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是有通约性的。因为文学的现代性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也因为文学理论的转型是中国文论的转型，还因为现代性转型是具有传统文化心理的中国人在做的，它在无意识中就渗透了一些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不单文学理论的转型中如此，人文学科的现代转型无不如此，这说明“现代性”本身是民主的、开放的、宽容的，在现代性的创造中向所有的一切资源开放，因而现代性在拒绝传统中腐朽的成分的同时，也不完全排斥传统，一切人类优秀的成果都会吸收到它的熔炉里。现代与古代“宿命的对立”、“传统拒斥现代”的论断是片面的、没有根据的 对于中国古代的研究，可以有三个目的：其一是还原，把古人提出的观点放到原有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把握，弄清它的原意；其二是通过中西对话、互释，把中国古代的文论范畴转化为中国现代文论范畴；其三是中国古代文论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通过注解研究，使其成为培养现代人的整体素质的资源。以上三种目的互相联系，是可以沟通的。只有尽可能还原，才能弄清真意，对话、互释、转化才会有基础，才能成为培养现代人的必要资源；反过来说，只有实现“转化”和成为人的素质培养的资源，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现实意义才会凸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