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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伦理与家庭代际养老的困境 　　 摘 要：家庭养老，一直被视为养老模式的重要手段。它曾被费孝通定义为基于传统孝道的”反馈模式”。但是，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传统的孝道观念也面临着科学理性的挑战。另一方面，老年人的信仰伦理随着现代化的冲击而从长期被忽视的孝道观念中凸显出来，并深刻影响和超过孝道伦理在家庭内部的价值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发挥。家庭代际的养老因代际孝道价值伦理的松动而困难重重的同时，老年人的信仰伦理则为子女在养老中的退出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本研究将基于对湖北省文清村的实地调查结果围绕这一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 关键词：信仰伦理;代际养老;价值理性行动;实地调查 一、引言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11年末，中国65周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数量为1.23亿，约占总人口数的9.13%。1 尽管这一数值比较标准数值（7%）来说不算高，也远低于日本（25%）等世界其他国家老龄人口比，但是中国人口基数大，这直接决定了中国老龄人口规模要比其他国家大。其中，还包含有大量的农村老龄人口。2010年，中国农村人口总数为6.66亿人，65周岁以上的农村老年人口为6600万2，农村老龄化率为10%，超过了全国水平。费孝通曾提出，中国家庭养老主要依赖于下一代对上一代的“反馈模式”。3这一模式则是基于传统的孝道观念。然而，随着代际间关系的逐渐松动4，“反馈模式”的家庭养老模式也受到了挑战 在过去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多从养老政策制定的宏观视角出发，探讨中国养老体系的现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刘晓梅5的研究，穆光宗6的研究等，都是从宏观的视角剖析当前中国社会养老所面临的困境及其相应的对策。而关于农村养老的研究则多集中在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立上，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参保决策影响因素研究》7，《中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研究》8等，围绕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进行的探讨 上述先行研究都说明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家庭代际养老已经不能成为唯一的养老模式。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养老负担的加重，现代化和城市化造就的大量空巢老人，家庭代际关系的松动等等。家庭代际关系的松动是家庭代际养老模式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这只是从子女的角度的考察。除此之外，老年人的态度对家庭代际养老的影响也绝不容忽视。本文将从老年人的角度，对老年人的信仰伦理对家庭代际养老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 二、农村老年人的信仰伦理 “信仰伦理”这一概念是马克斯韦伯1919年在其经典的演说“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中提出来的。韦伯认为，“一切有伦理取向的行为，都可以受两种准则中的一个支配，这两种准则有着本质的不同，并且势不两立。指导行为的准则，可以是信仰伦理，也可以是责任伦理。”在谈及“信仰伦理”和“责任伦理”的具体行动表现时，韦伯这样写道：“信仰伦理的信徒所能意识到的责任，仅仅是去盯住信仰之火，例如反对社会制度不公正的抗议之火，不要让它熄灭。他的行动目标，从可能的后果看毫无理性可言，就是使火焰不停地燃烧。这种行为只能，也只应具有楷模的价值。”可以看出，信仰伦理不计后果并且只对信仰本身而不对后果负责 之所以韦伯会做出如此结论，与他关于对社会行动的几种类型划分密切相关。他把行动类型划分为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情绪的，传统的。按照韦伯的理解，价值理性行动对作用于行动的终极价值有着清晰自觉的阐述，并将这些价值观念一以贯之地体现在具体行动过程中。并且，纯粹价值理性的取向，其范例就是不计代价地去实践由义务、荣誉、美、宗教召唤、个人忠诚或者无论什么“事业”的重要性所要求的信念。价值理性的行动总是涉及一些“命令”或“要求”，它们在行动者看来都是必须执行的。只有在人的行动动机就是为了完成这些无条件的要求时，它才能称之为价值理性的。这种情况会存在广泛的程度差异，但绝大部分只有相当微小的差异。13显而易见，信仰伦理和价值理性是统一的。两者都是不计代价，不计后果，纯粹出于对信仰的绝对忠诚去行动，并非是出于一种刺激性的反应。信仰伦理的行动者基于信仰的“命令”和“要求”，至于后果如何，或者会发生什么样的不可预料的意外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践行信仰本身才是他们的唯一任务 在谈及老年人的观念对家庭代际养老的影响时，有学者提出了责任伦理对代际养老的影响。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为杨善华、贺常梅以北京市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责任伦理与城市居民的家庭养老――以“北京市老年人需求调查”为例》。该研究强调了老年人的责任伦理对代际养老的影响。但是，老年人的态度应该如何界定，是责任伦理，还是信仰伦理？ 在中国，家族的重要功能就是绵延子孙，延续香火。子孙必须是血缘上的，拟血缘的，比如领养的，是很难得到认可的。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作为香火继承人的下一代自然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