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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侦查主体的反思与重构 　　摘 要 我国的侦查主体体系被学界与司法界诟病已久，弊病主要体现在检警关系设置不当、职能划分模糊、监督不到位等方面。本文通过对我国侦查主体的重新审视，通过分析现行体系的弊病，从而指出改革的路径，以期对日后新《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献计献策 关键词 侦查主体 检警关系 反思 重构 作者简介：林志雄，广东正大方略律师事务所，律师，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 中图分类号：D9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4-284-02 鉴于侦查主体的设置是刑事诉讼领域的核心议题，如何对其合理规划，是关乎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孰重孰轻的重大问题，也是关乎司法资源能否合理、优化利用的关键点 一、侦查主体的基本概念 根据传统理论，侦查机关的任务在于通过行使调查取证权以及法定的强制措施，将案件的经过逐步还原，以收集好罪与非罪、罪行轻重的证据。在中国的司法传统，侦查机关的任务不仅在于为公诉、审判工作做好准备，还需要保障无辜的人将来不遭受司法机关的追诉，故侦查行为的目的并不在侦查本身。据此笔者认为，侦查主体是指依法享有侦查权的主体为了还原案件客观事实，依据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依法行使调查取证权与强制措施的机关或个人 二、我国侦查主体的现状及缺陷 （一） 我国现行侦查主体的结构现状 依据2012年的新《刑事诉讼法》规定，我国的法定侦查体系包括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监狱、军队保卫部门、国家安全机关 公安机关与人民检察院是我国侦查范围最广的两大主体。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职务犯罪的侦查，国家安全机关主要负责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的侦查工作，军队保卫部门主要负责发生在军队的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监狱负责发生在监狱内的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公安机关负责除上述侦查主体职能范围以外所有案件的侦查工作 （二）我国现行侦查主体存在的弊端 从形式上讲，我国《刑事诉讼法》已对不同侦查主体负责不同类型案件的侦查工作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但立法者的主观设想在法律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并未全部得以兑现，而隐藏在侦查主体体系内在的隐患，也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恶化，它已不适应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主要表现在： 其一，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不同主体职能设置方式过于抽象。鉴于法律条文的概括与抽象，导致部分刑事案件在划分管辖归属时存在争议，同时又因为部分刑事案件本身并非完全根据法律的规定而生，经常出现某案件牵涉不同部门管辖的情况，故部门之间相互争抢案件或相互推卸案件，便成为了司法实践中经常遭遇的难题 其二，公安机关兼具司法权与行政权，导致其行使职权过程中出现异化。首先，公安机关是我国法定的侦查机关，对刑事案件具备侦查权，但同时公安机关又属于行政部门，在政府的指导与监督下行使行政权力，两种权力的交叉行使容易导致行政与司法相互干预与影响，权力的借用容易导致权力异化。为此，公安机关的双重职能不仅破坏司法公正性，使其越来越与自身的诉讼职能相背离 最后，对侦查行为的监督缺位，也是导致权力滥用的又一诱因。根据我国的司法设置，并不存在一个完全独立的全职监督机构，虽然检察机关属于我国的法定监督机关，但其同时又兼具侦查权与公诉权，身份的尴尬与立场的使然，进一步使其监督职责难以到位，成为广受诟病的问题 三、我国侦查主体的重构 自从1996年起，至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两次修改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在充分考虑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充分汲取了西方当事人主义的诸多合理制度，对我国的人权保障事业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但不容否认，上述修法并非从根本上祛除侦查中心主义的弊病。基于此，笔者对我国侦查主体的完善提出以下修改建议： （一）我国检警职能与彼此关系的重新定位 根据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我国的公安机关与人民检察院都属于我国的法定侦查机关，各自互不隶属，分别在各自的管辖范围内行使侦查权。基于这种设置，司法实践中往往导致二者各自为政，形成了一种侦查二元化模式。为此，学界提出效仿检警一体化模式，让公安机关直接隶属于检察机关。但这种改革模式存在一系列弊端，例如兼具侦查、公诉、法律监督三大职能的检察机关，是否具备足够的时间应付社会的诸多犯罪行为，而且长期脱离侦查实践的检察机关（反贪反渎局除外），是否具备足够的侦查经验与侦查手段来驾驭刑事侦查活动。从司法实践可知，检察官对警察的领导更多是停留在法律层面，甚少涉及侦查的具体措施与方案，故检察官无法在侦查实践中真正领导警察的侦查工作，最终必然会导致整个刑事司法体制丧失其赖以存在的价值基础――诉讼效率 不难发现，将公安机关定位为检察机关附属机构的做法在我国并不可取。因此，笔者建议将检警关系改革成一元化模式，即将检察机关的侦查权让渡给公安机关，让公安机关承担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