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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郭德纲徒弟两度打人的社会调研报告 第一次打人事件 2010年7月，郭德纲位于亦庄的别墅被爆出侵占公共绿地问题。紧接着8月1日，北京电视台《每日文娱播报》栏目记者前往别墅采访时，遭到拒绝并被郭德纲弟子李鹤彪殴打。 而真正引爆网络争议的，是在打人事件发生的当晚，郭德纲在演出中现挂，将此事编进段子，对记者、电视台包括与之发生争议的邻居业主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对北京台，他说：“实话实说，关于北京台我也是很无奈，这么些年说大话使小钱，说了不算，很龌龊的一个单位。下三烂！有认识北京电视台的说一声去，有种别用我们的东西，有能耐别用我的人。离开你我也能活，离开我你就完了。大爷活到今天不是吓大的。” 对他这打人的徒弟，他说，“今儿我徒弟打人了，打就打了呗。过两天给他搞一专场，智斗歹徒民族英雄专场。” 3日下午，德云社举行打人事件道歉会，李鹤彪到场给伤者鞠躬致歉，郭德纲经纪人王海同时提出了3点质疑，认为北京台谈判的出发点有问题。 4日凌晨，郭德纲在其博客上发表一篇题为《有药也不给你吃》的文章，回应这一系列事件。语言一如既往是郭氏风格，尖酸刻薄程度直追此前郭本人博客中痛骂宋祖德的“雄文”。文中郭德纲坚持认为，北京电视台记者属于偷拍，并且是私闯民宅的行为。 第二次打人事件 2011年1月9日晚，郭德纲率德云社十余人返京，在机场与风行工作室记者发生冲突，两名记者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10日郭德纲回应称今早才知道此事，施暴者是帮忙搬行李的临时工。而风行工作室否认了此说法，明确表示“郭德纲都看在眼里”。15日郭德纲与搭档于谦出席活动，再次否认弟子打人。 事件本身并没有更多深挖的价值，但是一个草根英雄和他的故事，也总是在反映时代的一些特征，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整个事件的起因，是郭德纲是否存在侵占公共绿地的问题。这个简单的民事争议，因为郭德纲自身的公众人物身份而引起广泛关注，甚至令郭本人在其中感到了媒体和公众的“压迫”，但这是公众人物应当承担的合理代价，这要求他们比普通人更加的谨言慎行。就民事争议来说，协商、调解、诉讼都是解决的方法，选择怎样的处理方式更加合适，是郭德纲本人需要认真考虑的。而在自己的节目中对其他业主恶语相向，显然不明智。 事件的核心问题，是当时打人者和媒体记者的行为当作何评价。 无论是从现行法规定和人们的一般认识出发，打人都是非法行为，这不需要人事后提醒。只有在正当防卫或是职务行为等极少数情况下，才能排除其非法性。而从网上能接触的视频看，郭德纲徒弟的打人行为，并没有免责的充分理由，具体应当领受什么样的处罚，须依据被打者伤情检验结果，参考当时相关情况而定。及时道歉是正确的姿态，就如何赔偿伤者开始进行协商也是正确的选择。 那么当事记者的行为应如何评价呢？ 近一段时间以来，记者成为高危行业的叹息屡屡见诸报端，甚至刚刚有记者因为报道上市公司内幕交易黑幕而被通缉。一时媒体圈内充满了忧患之感，“媒体共同体”的概念不断被人提及——在新闻采访环境恶劣的当下，大家应当互相守望，互相支援。今天的很多网络、报纸评论都指向了这一点。 但是这位记者的采访行为，难称令人满意：在私人住宅内进行偷拍，并且言语间不乏挑衅。这些行为本身，是对被采访者的不尊重，也很难让公众对记者的被打给予同情，且很可能会加剧公众和更多被采访者对记者行业的不信任，产生越来越多如张艺谋一样，面对记者始终缄口不言的人。这本身是对行业的破坏。 个问题，郭德纲变了吗？ 有人认为郭德纲得势后，开始过河拆桥，仗势欺人，甚至已经成了“笑阀”。如今作为红遍大江南北的德云社班主，拥有众多徒弟的他，在一个普通记者面前确实显得强势了，但是面对整个媒体和社会，住进别墅的他无疑仍是弱不禁风草根一条。 草根面对强势，要么默默被碾压，要么总要憋着反弹那么一下给你看。郭德纲一直以来的表现就是后一种。他保持了自己一贯不怕得罪人的“混不吝”。甚至可以大胆预测，在未来他的段子里，除了藏密排油，又会增加一个长期用来砸挂的对象。 如今衣食、身份，由他一手建立的剧场得来，借助媒体工具的发达，剧场甚至还可以成为他发起反击的阵地。比起普通人，他确实富贵了，强势了，独立了，甚至还能不断调笑一个个强者，但是世事的难料，相信他心知肚明，而实际上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早已深入他的骨髓： “这些年来好多事我看得很清，艺人与电视台之间打交道就是赤裸裸的互相利用。你不能宣传我我不用你，我没收视率你也不找我，谁也不用说的那么高尚，说的太真诚就假了！” 一个市井出身，底层做起的人，说出上面的话恰恰反映了他的清醒，心态也没有变。这话不叫真诚，而是赤裸裸的真实，也衬托了所谓的媒体共同体，法律共同体等等一切共同体的虚幻。 从两次打人事件中，我们看到的事艺人与媒体之间利益纠纷的复杂，以及急需要解决的体制问题，和法律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