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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观”与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 随着 历史 新教材的普遍使用，广大教师也加强了对新教材编写结构及其特点的 研究 ，并认真探讨新教材所体现的 教育 教学理念，以求实现历史课程在知识与能力、过程与 方法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方面的总体目标要求。但在教学案例的交流中，我们看到，大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新的教学理念与教学实践的结合上，而对新的史学动态，尤其是史学思想对新教材编写的 影响 重视不够。而这些对历史教材编写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果不注意对它的把握，势必会影响到课堂教学的质量。本文试图对这个 问题 加以探讨，希望能进一步推动对新教材编写和使用的研究。 一、“全球史观”的形成与影响 大家知道，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除了受教育学和心 理学 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史学研究的状态和水平的影响。因为中学历史课程 内容 是以历史学科知识为依托的。一部好的历史教材，应该与同 时代 史学研究的整体水平相适应。由于史学研究的 发展 变化往往体现了该历史时期 政治 、 经济 、文化的发展变化，所以，历史教材只有不断吸纳史学研究的新成果，才能保持自身的生命与活力，才能充分体现时代性的特征。 新 中国 历史教材的编写历程，如果以新时期改革开放为界，可以看出，我国的史学研究曾对历史教材的编写产生过两次重大影响。一次是在改革开放前，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架构建历史；另一次是在改革开放后，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全面地研究和探索历史及其发展 规律 。对这两次过程的前因后果，所经历的坎坎坷坷，我们都有很深的感触。这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史学思想和史学观念对历史著作和历史教材编写的影响。我们看到，正是由于研究者对历史的再反思、再认识，促成了史学思想和史学观念的新发展和新飞跃，人们才学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历史，从而直接影响到历史著作和历史教材的编写体例、内容和特点。同时，由于史学思想和史学观念直接涉及人们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所以对历史研究起着指导性的作用。它也决定了历史教材的编写者，采用何种体系及采用哪些内容来阐释历史，以期明确表达编者的指导思想和希望取得教学效果。 新中国成立后，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曾以阶级斗争为主线解释历史，这与中国革命发展的特点有关，同时也与建国后“左”的思潮密切相连。从历史上看，我国向来重视历史教育。但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引进中国历史研究以前，我国的史学研究一直深受旧史学体系和观点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以后，这种状态终于被打破。一批进步的史学家，如周谷城、范文澜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中国历史，使中国历史著作在编写体系、指导思想和学术观点上都有重大突破。他们以革命 理论 为指导，对历史进行重新审视，得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和结论。在当时，不仅推动了我国的史学研究，也为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斗争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但是，由于这些史学著作过于注重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相结合，普遍以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加上当时的研究条件所限，无法全面、客观地反映历史。所以，新中国建立后，这些中国通史著作大都做了完善和修订。但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历史被简单地归结为阶级斗争史。这条弯路我们走了许多年，至今仍难以彻底摆脱其影响。另外，建国初期，苏联的世界史研究对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形成和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尤其苏联 科学 院主编的10卷本《世界通史》的编写框架和体例，影响更大。该书以五种 社会 形态的划分为基础，阐释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强调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这些都被我们继承下来，并长期在历史学科中占据主导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得以解放思想，对以往的史学研究进行反思。实际上，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是逐渐深化的。每当重大历史时期或者社会转型时期，往往会引起人们对历史深层的反思和再认识，从而使我国的历史研究产生新的突破和发展。其中最突出的变化是：逐渐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架，从“左”的错误造成的思想僵化的局面中走出来，着力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注重从宏观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上，研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求做出公正而全面的解释；拓展研究领域，尤其加强了对经济史、 科技 史、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全面 总结 历史的经验教训。这些变化适应了我国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需要。史学研究在这些方面的变化已逐渐渗透到历史教材的编写当中，并已经被广大教师了解和认同。 这里，我们着重说的是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形成的“全球史观”。“全球史观”的基本特征是：将人类社会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全球史观”冲破了西方以兰克为代表的西欧中心论的传统史学框架，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和统一性考察历史。其研究的视野不仅包括欧洲史，而且覆盖二次大战后崛起的亚非拉的广大地区。正如西方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夫在他的《全球通史》中所说的那样，它的“主要特点就在于：研究的是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