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尺讲台上的忧思了.docVIP

三尺讲台上的忧思 这是位普通的大学老师，但他很不满意目前的教育状况。于是努力钻出一条缝来，让学生能学到一些更有用的东西。 他的脑子箍不住，不断有新奇的想法冒出来。他在首都经贸大学教管理，于是他用管理的例子说教育： “管理学家詹姆斯·马丁说过，今天大多数企业是为一个不复存在的时代而建立的。许多企业再造的尝试和努力遇到的失败远远超过了成功。在当今的企业中，大多数管理者和工人都是一台台孤立机器的齿轮。有时，他们有一种模糊的感觉；这台机器应该被废弃，被替换，但他们却不知道该对它做什么。大多数企业的管理结构和工作程序都是在几十年前，即在现代技术之前设计的。” 赵树基说，“中小学甚至大学教育也与之非常类似。我们的大学是几十年前的大学模式，却学着计算机和国外涌来的无数新名词，可是这些东西如何对接，似乎谁也没认真思考过。 “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的学生学完了干什么，他们学的东西，他们的大学经历在他们一辈子的职业生涯中有什么作用，这也没有人认真考虑过。” “让大学的专家教授把厚书读薄，帮助学生或实际工作者学习” 赵树基做的很特殊的一件事就是“把厚书读薄”。他认为，现在信息技术发展和社会前进步伐太快，短短几年中，我们正在教授的“新”知识很多就已经落后。学生因为课业太多，不可能读完老师规定读的书籍。其实有些新书老师也不一定读过。而这些著作对于学生又非常重要。于是，赵树基提出“让大学的专家教授把厚书读薄，帮助学生或实际工作者学习”的新方法。 他邀请了学界的专家教授把一两年之内西方国家出版的社科和经济界新书，提取概括成两万字之内的“薄书”。他认为，一本书里有许多庞杂的枝叶可以去掉，独剩精华部分让学生消化掌握就够了。他让他的研究生每年读七八本这样的“薄书”，腾出时间到企业中去实践。 “26岁以后就不容易灌输进去东西了，除了他是以学问为职业的学者。因而我要把我的学生当成一个大容器，在我教他们的两年中尽量多灌输进去一些东西。” 赵树基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市场营销和计算机应用”。他发现，全世界在管理方面每年大概能出50本有新观点的书。这些书能在同年翻译到中国来的大概不超过10本左右，可是他的学生几乎没有一个人看到过当年的这些新书，也可能这些书在国外出版了四五年后，在国内翻译了两三年后，某一个同学会读到其中的一两本。 赵树基觉得这不对，这是在“飞速发展的中国”的首都北京，他们是专门学经济管理的大学生。 他说他不是文本主义或者说学院派的学究，要用书海淹没学生的灵性。但这些新的经济学和商学著作确实是人类最先进的商业文化的结晶。每本书都会多多少少带来全世界的变化，有些甚至是惊天动地的变化。这些变化肯定要在若干年后影响到中国，因为中国经济、文化和科技各个领域都还跟着西方后面，这是难堪但是真实的。他举例说，中国真正功成名就的商界领袖人物全不敢懈怠。海尔老总张瑞敏自称为管理大师麦克尔·波特的学生，他办公室的书架上摆着波特的全部作品。柳传志把《基业常青》放在手边一读再读。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专门在集团里面成立了一个学习型组织研究会，他亲自出任会长。43岁就从管理一线退下来的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坦承：“我们这代人的知识结构和解决方法都落伍了。” 赵树基坚持每年读十七八本最新经济学和管理学著作，许多书他要读两三遍，并做详细的读书笔记。“我不是为读而读，而是在工作中，在教学中，用到了，我会下力气读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宝库，一个人占有是巨大的浪费。” 他想让他的学生利用这个宝库。他曾经推荐过几本原著给学生，学生们说晦涩难懂，读不下去。 赵树基自己读书也读得很苦，现在少有人这样了。 “这种书我往往看许多遍，看第一遍时把精彩的地方划线，看第二遍时把我自己的心得感想整理出来，编进Word文档。有时两遍看不懂，就看第三遍甚至第四遍（主要是看自己的读书笔记）。因为一种新的思想出来，语言是很模糊的。作者自己的概念也是在形成中。没有已经公布的概念和标准进行对比。比如市场营销这个词，别说中国古人了，就是20年前也没有这个词。所以我们看信息化时代的书时，不得不用自己的猜测、臆断去理解他的界定。” 晦涩难懂还有翻译的问题。一位大学教授曾经说，十几年前他在大学时，得了失眠症，吃安眠药，数羊圈里的羊，不奏效，就打着手电阅读汉译世界名著。他认识书上的几乎每一个字，可是他的智力在这些坦克一样的名著里面，就像步枪的子弹怎么也穿透不了。但他总是勉励自己：这是世界名著。面对艰涩无比的译文，在极度的疲乏后，怀着无限的崇敬入睡了。多年后，当他找到这些汉译名著的英文原著时，发觉并不那么难懂，这时终于恍然大悟：正是这些望文生义的胡译令他感到莫名其妙，并迅速进入睡眠状态。 连“名著”都不能相信时，赵树基相信自己，相信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