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剧文学性失重及回归.doc

历史剧文学性失重及回归在中国现当代历史剧百年发展历程中，历史剧经历了由创建期的稚嫩，抗战时期的成熟与繁荣，到“十七”年历史剧的高度政治化倾向，以及新时期历史剧的创作主体意识的觉醒， 历史剧在时代的变迁中不断发展变化，其间也经历了困顿与迷茫，但始终没有停止探索的步伐，在新的时代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关于中国现当代历史剧的研究一直是戏剧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但长期以来，学术界的研究更多集中于历史剧创作中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借古讽今、历史剧的类型等问题，而对于历史剧中涉及的文学性问题，常常关注不够或没有深入展开论述，而文学性恰恰是历史剧的核心内涵，文学性的优劣决定着一部历史剧的成败，因此，对中国现当代历史剧进行文学特性的研究，应成为中国现当代历史剧的重要内容。本文从历史剧中文学与历史的双重载体作用、历史剧的戏剧情境和历史剧的个性与社会性的关系等方面进行考察，论述了中国现当代历史剧在漫长的百年发展历程中文学本体性特征的缺失和回归。关于中国现当代历史剧文学性的研究将对中国当代历史剧的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文学与历史的双重载体 回顾中国现当代历史剧的发展历程，历史剧在不断探索中发展更新，由创建时期的独幕剧为主的格局发展到抗战时期的多幕剧历史剧，戏剧的主题内涵、历史人物的塑造、戏剧情境的设置以及戏剧结构等各种戏剧因素也由简约发展为繁复复杂的戏剧构成因素，史剧观念也由早期单一直白的时代主题的宣传发展到对历史剧多方位的探索，到抗战时期，围绕历史剧的创作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论争直接推进了历史剧的发展，历史剧的创作和在创作实践中形成的史剧观念也呈现出成熟与繁荣的局面，郭沫若、阳翰笙、阿英、陈白尘等历史剧大家的创作为抗战史剧和中国现当代史剧的发展成熟做出了卓越贡献，与此同时，郭沫若提出的“失事求似”的史剧理论成为中国现当代史剧理论的重要收获 尽管中国现当代历史剧在史剧观、历史观和艺术表现手法上趋向成熟，但中国现当代历史剧从创建时期便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为中国现当代话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剧和现实剧担任着同样的历史使命。中国现当代历史剧在创建之初，便借戏剧文学解读历史题材，直接将“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妇女解放、爱情婚姻等社会问题植入历史题材，出现了王昭君、卓文君、杨贵妃、貂婵等历史美人喊革命口号，传达现代革命思想的现代历史剧，这就使历史剧呈现出戏剧文学和历史的双重载体，借戏剧文学和历史两者的结合共同承载民众启蒙和社会宣传的教化功能。戏剧文学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历史故事的文化底蕴与历史厚度都非常符合人民大众传统的审美情趣和审美心理，这是历史剧能够长盛不衰的重要因素。中国传统文学便崇尚“文以载道”，这种重视社会功用的文学传统直接制约和影响着戏剧文学的发展，到“五四”时期，新文学尽管以浩大的声势批判旧文学，但新文学毫无疑问地是在批判旧道德，宣扬新道德，文学在社会功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文学价值观念却直接继承了传统文学的价值取向，只不过是文以载道的内涵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由旧道变成了具有现代思想的新道，文学承载着现代思想和新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的功能得以强化，而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使作为文学自身艺术规律的文学的本质特征仍然处于服膺于新思想、新道德的地位。因此，作为中国现当代戏剧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当代历史剧长期以戏剧文学和历史的双重载体承载着宣传教化功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抗战时期，历史剧创作更是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历史剧的创作和演出都是为了配合斗争的需要。正是现实严酷的斗争生活促成了抗战史剧的繁荣，写于皖南事变之后的郭沫若的《棠棣之花》以及其他史剧作家创作的太平天国题材的历史剧，阿英的《洪宣娇》、阳翰笙的《天国春秋》、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和陈白尘的《大渡河》，都是谴责国民党同室操戈的罪行的，此内容研究界已多有论及，在此不再赘述。抗战时期，《屈原》《天国春秋》等历史剧轰动整个山城，“一首《雷电颂》，使雾中的山城咆哮了！到处听到你们滚下云头来！爆炸了吧！爆炸了吧！许多观众带着行李卷睡在戏院前等候买票，沙坪坝的学生看完戏步行回去已经天明，有的就在戏院里过夜。演戏是斗争，看戏也是斗争，台上台下都把这演出当作反对国民党对外卖国投降、对内镇压人民的大示威来看待。”①《天国春秋》在重庆上演，“戏剧由中华剧艺社首演于重庆，当扮演洪宣娇的舒绣文在台上悔恨地喊道：大敌当前，我们不能自相残杀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②从中我们看到历史剧在抗战时期发挥的巨大的抗战宣传作用以及山城人民的政治热情和斗争热情。历史剧的文学性和历史性所共同承载的革命宣传和教育民众的意图发挥到最佳程度，这在特定的战争环境里强化历史剧的社会功用以争取民族的自由和解放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但抗战史剧由此对后来历史剧的发展带来的政治和史剧观念的规约也是引人深思的 二、趋向成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