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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鉴定结论审查及采信[摘要]：鉴定结论作为我国三大诉讼法中重要的一种证据，由于其在科学性等方面的特殊性，在对其审查与判断过程中存在诸多困难。法官在特定知识领域的缺陷，有必要寻求鉴定人的帮助，但是法官又必须审查鉴定结论的各方面要素。而建立特别的标准审查与采信鉴定结论从法官与鉴定人的关系角度来看存在诸多困难 [关键词]：鉴定结论；法官；鉴定人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08(2008)1020092-02 鉴定结论作为证据种类中的一种，在我国三大诉讼法中均有规定。如何对鉴定结论进行审查和采信，是法院法官直接面对的问题。然而，对鉴定结论这种科技含量相对较高的特殊证据的审查和判断却比较困难。文章拟以法官与鉴定人之间的特?关系为视角对鉴定结论审查与采信的困难予以剖析，以期抛砖引玉 一、法官知识的贫乏与鉴定人参与法庭 鉴定人参与审判，从程序上看可以归结为两种形式：一是法官的指定，二是当事双方的聘请。在实践中，大陆法系国家倾向于法官的指派，而英美法系主要由当事人的聘请。然而，无论通过哪种方式，鉴定人参与法庭这一事实，均隐含这样一个前提：处理案件的法官缺乏独立认定某部分案件事实的能力，确切的说是法官知识上出现了贫乏。对于大陆法系而言，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大陆法系中往往视鉴定人为法官的科学助手。鉴定人参与诉讼的目的即为弥补法官专业知识的不足，但是对于英美法系而言，理解这样一个观点就颇费周折了。因为通常意义上讲，专家证人参与法庭是由于当事人委托的缘故，聘请专家证人甚至是当事人的宪法性权利。专家证人被视为维护当事人利益的科技辨手。其参与法庭从程序上看主要是由于与当事人的合约，更像是与当事人的知识短缺有关，似乎与法官的知识多少没有联系。但是事实上，如果法庭中的法官本身对于案件中所涉及到的所有知识是那么娴熟，以至对于一切法庭所需的知识的理解毫无障碍，当事人也无需颇费周折的聘请鉴定人来分析和解释。当事人双方聘请专家证人的情形总是在试图解决案件中的“专门问题”，这种“专门问题”的意思就是说解决该问题需要特?的知识――这些知识是区别于一般知识而法官也一般不具备的。台湾学者陈朴生认为：“在证据法上，鉴定之功能是补充裁判官之认识能力。事实之认定系基于推测实证事实存否之基础资料，依经验法则，论理法则而判断要证事实之存否，……如缺乏特?法则上之知识，则由鉴定人依其学识经验，提出报告。以补充法院之知识”。因此，如果不是过于苛刻的理解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总是可以认为鉴定人参与法庭隐含着这个前提，即法官对于特定的知识的缺乏 二、鉴定人分享法官事实认定与潜在危险 然而，无论以何种方式，鉴定人事实上都分享了法官部分的案件事实的认定权，鉴定人在法庭中作证与证人有相似之处，如都提供某种涉及案情之言辞以供法庭参考，但是鉴定人与证人的最大不同在于证人必须为案件之亲历者，所作证言必须仅就亲历之感受作出陈述，而不允许加工或推论，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这些特性决定证人具有不可替代性。而鉴定人本身并非案件之亲历者，其参与法庭之基础在于其拥有某些特定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可以弥补法官在特定事项认定方面能力的不足。鉴定人因而可以就自己特有之知识作出推定性的结论――甚至对于案件中某一事项作出(事实认定意义上)终结性的判断，从而帮助法官可以认定案件的事实。从这种角度上讲，鉴定人事实上代行了法官在案件事实认定方面的某些职能。随着人类对科技的依赖增强。专门知识分化的加剧，鉴定证据往往在案件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在一些案件中甚至是唯一的证据，如亲子鉴定时DNA证据甚至可以作为唯一的定案依据。而现代社会中仅以某一鉴定结论作为判决之情形并非偶见。表面上看，法官是最终认定案件事实的主体，从法律出发可以对鉴定入的鉴定意见予以肯定或者否定，然而，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法官事实上均没有直接参与观察，总是在他人推论性的意见基础上作出的判断。案件事实的证明主体与认定主体角色已经产生了分离。因此，无论相对于职业的法官还是非职业的法官，鉴定人都像是在扩大了的法庭中的鉴定人法官。鉴定人与法官之间就认定事实而言，具有一种天然的合作的关系 但是如果法官与鉴定人之间仅仅是一种平等的合作的关系的话，那么我们的法庭科学将面临危险。首先，无论将鉴定人视为法官的科技助手还是当事人的科技辩手，就鉴定人分享案件事实认定这一点在理论预设上是不允许的。法庭审理中有权认定案件事实的只能是法官，包括专业的或临时的业余法官，法官要求独立于任何人的干扰而为自身的独立判断。因此，鉴定人要求与法官平等合作的愿望不能予以满足――至少在理论上是不允许的。特别是鉴定人过于主导事实认定程序，那将对法官的独立性产生严重的影响 其次是法官过于依赖鉴定人可能导致错误的前提和错误的结论，就法庭上的鉴定人而言，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