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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及近现代高等教育［摘 要］中国近代兴起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与辛亥革命具有思想上的相通之处，为辛亥革命提供了宣传革命思想、培养革命人才的阵地，并且为辛亥起义做出了直接的贡献。辛亥革命的胜利，以一系列高等教育法规的颁布以及北京大学的改革为标志确立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雏形，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关键词］辛亥革命;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672-0717（２０11）０6-0066-05 辛亥革命推翻了2 000多年一脉相承的封建帝制，是一场改变国体政体和国人灵魂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从酝酿准备到起义爆发，再到民国建立、共和肇始，都与高等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辛亥革命得助于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深刻而久远地影响了中国近现代的高等教育。? 一、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是救亡图强的时代产物，与辛亥革命具有思想上的相通之处 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轫于19世纪中后叶，生逢“天朝上国”内忧外患之时。在这个时期应运而生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无论形式和规模如何不同，其基本宗旨莫不定位于救亡和图强。早期的洋务学堂，虽然囿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窠臼，但它们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标，表明了对中国积贫积弱状况的不满，也表明了自己与旧教育的区别。天津中西学堂创办于甲午战败之际，旨在寻求“自强之道”、“求才之道”。京师大学堂诞生于戊戌运动，孕育之初就植有变法、革命的基因，不仅注重“西艺”，而且强调“西政”，用严复的话来说，就是要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1］（P547)。这些新式高等教育机构，虽然在性质和宗旨上因时因地而不尽相同，但它们都是救亡图存的产物，都代表着革旧图新的一种力量，代表着新的、进步的一面。这正是它们在思想上、目标上与辛亥革命的相通之处。? 辛亥革命的许多先驱，正是出自这些新型的高等学堂以及其他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机构，都是从这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黄兴曾任教于长沙明德学堂，1904年任教务长，就是在这一年，他发起华兴会并任会长[2］（P35)。蔡元培于1903年创办爱国学社、爱国女学，次年他在这里筹组光复会并任会长，不久又任总盟会上海分部负责人[2］（P328)。钟荣光就学于岭南格致书院，1896年加入兴中会。后任岭南学堂汉文总教习，在那里他按照孙中山的部署，参与并领导了各种革命活动[3]。? 另外，作为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近代留学运动对辛亥革命的作用也非同一般。大批留学生到国外，不仅接触到救国救民的先进理论，而且对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的优劣有了更深切的比较。尤其是甲午战后，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逐年增加。到1905年间，在日中国留学生已超过两万人[4]。其中的许多人，如陈天华、邹容、秋瑾、宋教仁、马君武、杨毓麟、任鸿隽等，都是在留日期间参加了同盟会、共进会等革命组织，他们回国后，无一例外地都成为辛亥革命的骨干。1905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与会者几乎都是在日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西方的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清政府无法在国内提供现代学校，也无力控制派往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事实上这成为清朝覆灭的一个主要原因”[5]。? 二、高等教育成为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从事民主革命的重要阵地，为辛亥革命作出了直接的重要贡献 辛亥革命的先驱者普遍重视高等教育对于革命的作用，他们以高等学堂为阵地，开展各种形式的革命活动。? 1?在高等学堂宣传革命思想，发动师生营造革命舆论? “革命军马前卒”邹容号召“革命之教育”，呼吁“革命之前，须有教育；革命之后，须有教育”[6]。这一点是革命党人的共识。孙中山多次流亡海外，每到欧美、日本、香港等地，均在中国留学生和学人中宣传革命，策划反清。1906年12月，孙中山和黄兴在日本对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发表演讲，孙中山系统提出了“三民主义”的革命主张，黄兴则号召学生“莫要说是今日做学生的时候，是专预备建设的功夫，须要尽那革命的责任”[7]。就在武昌起义前夕，黄兴还到上海的秘密地点，向南洋公学等校师生演讲，并当众血书“驱逐鞑虏”。另据记载，杨毓麟任北京译学馆国文教员期间，为激励学生的革命思想和精神，每当批阅学生课卷时，“学生课卷有稍合革命主义者，虽文词草率，辄奖励之；有颂扬君后而抬头书写者，必勒抹而痛斥之” [8]。? 在革命党人的宣传发动之下，许多高等学堂都成为传播革命思想的基地，革命师生通过演讲会、出版书刊、办学等形式，向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向社会底层民众，宣传革命思想，营造革命舆论。湖南明德学堂、安徽公学、浙江大通师范学堂、中国公学、云南讲武堂等，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此外，沪上的大学生定期举办的“张园演讲会”，常州籍大中学生的假期连续演说会，南汇籍学生的“南汇讲学会”，对“唤起国民思